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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
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
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
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
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
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
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
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
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
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
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
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
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
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
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学一
起去的。大家十分缓慢地艰难行进，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原地踏
步。我们顺利地绕小胡同，避开了特卢布纳亚广场，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挤人
事故，许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因此丢了性命。我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了整整一
夜。终于来到遗体前面。
从前在参加节日游行时，即使从远处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斯大林。如今在圆柱
大厅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张木然不动、呈蜡黄色、毫无生气的
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伟大的痕迹，但所看到的东西却妨碍着我，并产生出
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 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这自然是1953年3月摆在
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因为死者乃是整个体制的化身。
“解冻”
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变化的征兆。一医生案件” 被中止了。《真理报》、后来
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个人崇拜”（不错，暂时没有点名）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
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出现了“解冻”。这一切当然不会不在大学里反映出来。讲
课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解冻” 影响到我国
各社会组织的活动。
前面提到的几次“晚期斯大林主义” 运动使得某一部分高年级前线战士的心灵
深受刺激，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一手进行的。他们的影响开始明显下降。
我记得曾为“列别杰夫集团案” 开了三天大会。列别杰夫本是法律系党委书记，
他培植亲信，实际上已篡夺了系里的大权，控制了党委会和系办公室。他对全体教
师施加影响，干预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系里的日常工作。经过激烈的三天辩论之后，
将他免职。我们年级也有了自己新的领导人，并且这已经不是我入学之初那些当权
的莫斯科人，而是“外省人” 了。
最后两个学年，大学里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起初是提心吊胆、后来便愈
来愈无所顾忌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以及当代政治生活的某些现象的“固定” 解释表
示怀疑。当然，离公开的意见多元化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
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开不管。
相遇
大学几年的学习对我说来不仅异常有趣，而且相当紧张。课内课外的学习时间
加起来，每天至少12～14个小时。必须填补农村中学的缺陷，这种缺陷已经表现出
来了，尤其是在头两年。至于说到缺乏自尊心，老实讲，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所
有的新东西我都掌握得相当快，而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却需要仔细阅读大量额外
的参考书。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
我是个爱交往的人，我与同年级的同学以及系里许多学生都保持着同志式的关
系，这也是团内职务的要求。还有一个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子。他们是：尤拉·托皮
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沃洛佳·利伯曼，兹杰涅克·姆雷纳尔
日，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廖尼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多·维什尼亚科夫，瓦洛
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利亚·亚历山德罗娃，萨
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姬·雷洛娃，加利姬·达
纽舍夫斯卡娅，瓦洛佳·大库兹明。我与他们以及许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一起，
进入了首都这个陌生的大世界。
我们曾一起去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看画展。经常在一起准备功课和考试。
莫斯科大学不仅是思想方式不同、生活经验各异、分属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荟萃
之地。这里也有人的命运的相互交汇，这种交汇有时转瞬即逝，但往往也有从此永
远交汇下去的。而且有一个经常出现这种邂逅相遇的中心，就是我们在斯特罗门卡
大街上的学生俱乐部。
一座简陋的低矮楼房，好像是昔日的兵营，却成了我们的真正文化的发源地。
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和演员均曾在此演出。其中有：列梅舍夫，科兹罗夫斯基，奥布
霍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温诺夫。堪称莫斯科演艺界的精英。演员本人将
演出看作是一种职责：培养青年对美好事物的感觉。这是艺术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传
统，它可以追溯到革命前时代，可惜今天已几乎丧失殆尽。这样的演出活动确实使
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得以了解真正的艺术。
如上所述，俱乐部里有许多小组，可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学习煎鸡蛋和改旧衣
裤的家政小组，也有交谊舞小组。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很痴迷交谊舞。俱乐部经常举
行舞会。我很少参加，更喜欢钻书本。可同年级的同学经常去，回来以后就对自己
舞伴的优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书，这时沃洛佳·利伯曼和尤拉·托皮林走了进来……
“米沙，那儿有这么一个女孩！新来的！咱们去吧！”
“好吧，”我说，“你们先去，我回头就到……”
他们走了，我试着继续看我的书，可是一种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就到俱乐部去
了。我哪里知道这一去竟会与自己的命运有关。
刚一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大、却像军人一样地衣着整齐、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
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乐曲声戛然而止。我走到他们面前，我们相识了。
赖莎·季塔连科在哲学系学习，该系与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楼，她也住在斯特罗
门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却没有看见过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决心，在莫大五年期间要一心扑在学习上，决不搞“风
流韵事”。应当承认，同年级女孩很快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她们没有将
我归入“未婚夫”的范畴。我也绝对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就开始了难熬而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初次相识没有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产生任何情感。她对
此处之泰然。这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我一直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有一天，又
是尤拉·托皮林邀请赖莎·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