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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
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
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
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
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
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高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
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
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
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
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
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
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
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
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
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
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
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
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
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
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 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
加坡的席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
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
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
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于、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
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
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
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
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
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
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
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
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
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
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
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
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
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
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
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
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
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
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
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
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
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
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
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
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 40 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
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 个球，
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
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
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
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 1965 年 8月 23 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
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
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
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 月9 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
的道路。
第02章 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
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
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
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
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
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
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
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
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 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
300 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
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
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
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
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
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 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
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
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
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
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
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
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