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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情况：在屠宰场检查将被宰杀和宰杀好的猪，确保它们适合人们食用。讳玲
终于改变初衷。当她获颁总统奖学金时，她选择在新加坡大学攻读医科，考获荣誉
学位，是同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她的专科是儿科神经病学，被委派到马萨
诸塞综合医院实习三年，之后在多伦多儿童医院待了一年。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
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伴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
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
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
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
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 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
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
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
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
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
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
多50％的A 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
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
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 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
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稍后，我要求这位导
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
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
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
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
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M 年12月的大
选冲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
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
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
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
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
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
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政治上一大考验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
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导一个由企业界人士组成
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商业成本和加强
竞争力。对显龙和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
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
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
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
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
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
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
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
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
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
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
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
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
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
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
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
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
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
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品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
己出。显扬的妻子林学芬是新加坡人，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法律，也考获一等荣
誉学位。他们育有三个儿子。在武装部队服务15年后，显扬被外调到新加坡电信公
司。他的常任秘书曾要求他加入公共服务部门担任行政官，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不久
后升任常任秘书，也有成为公务员首长的潜能。他比较喜欢企业界的挑战，所以选
择加入新电信。后来他升任总裁，又有评论指我任人唯亲。如果他升职是因为我的
关系，那么对他本人和对我所建立起来的任人唯贤制度而言，真是彻底的失败。他
的表现如何，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官员和他的同事会更清楚，基金经理也一样清楚。
新电信的股价并没下跌。几年下来，跟主要国际电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接触过
后，一切有关他依靠裙带关系的言论全消失了。
1983年，在我提出大学毕业女生没结婚的课题的许多年前，孩子们还在求学时，
我和芝就告诉他们，在他们结婚之后，如能看到孩子的智力同父母“样，那么，他
们一定会感到很幸福。后来，他们选择的配偶都跟自己旗鼓相当。
玮玲选择当神经病学科医生，在陈笃生医院全国脑神经学院担任副主管（临床
服务），她跟许多同辈的大学毕业女生一样依然未婚。亚洲家庭的未婚子女都跟父
母同住，玮玲也不例外。她经常到国外出席神经病学科会议，忙于进行关于癫病症
和孩童学习障碍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保持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星期日回来吃午
餐。小男孩们片刻都停不下来，在客厅里喧闹捣乱。多数人都很疼爱他们的孙子，
结果也宠坏他们。我们也很喜爱孙儿们，但却觉得他们的父母过于放纵他们。也许
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严厉了一些。不过这却对他们有好处。我的三个弟弟金耀、添
耀、祥耀，妹妹金满和我本人，有个坚强、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的母亲而深受其惠。
她尽其所能，确保哦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发挥各自的才能。金耀跟我一样在剑
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修读法律。后来，我们跟芝一起合伙开设李及李律师楼。一
年后，莱佛士学院和剑桥的老朋友埃迪。巴克加入哦们的公司。添耀成了股票经纪。
祥耀到菲茨威廉学院去念医科，回国后自设诊所，相当成功。金满早婚。当家中碰
到麻烦，比如显龙在1982年失去他的妻子名扬，以及在1992年患上癌症时，弟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