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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医生朋友们由于他们在医院里的工作不能前往，但我宣布第二天就动身。我决定自费前往。如果在华盛顿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动用我们已经募集的六千美元。
可我在华盛顿住在哪里呢？我谁也不认识。虽然我与埃纳耶特·卡里姆从未谋面，但他听上去很友好。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又给他打了电话，问他是否介意我第二天去拜访他，他要我马上过去。他的好客令我感到惊喜。我想，是这场危机使所有的孟加拉人团结起来了。
我们用齐勒的大块头短波收音机监听着每一个电台，直到午夜。在新闻的间隙，我们吃着齐勒的美国妻子乔安妮（Joanne）提供的美食，推测着谢赫·穆吉布（Sheikh Mujib）1970年，巴基斯坦在军事政权下举行了一次大选，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谢赫·穆吉布”）领导的以东巴基斯坦为基地的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在国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票。但是，几乎完全是由西巴基斯坦的军官与士兵组成的军队，拒绝让阿瓦米联盟组成政府。1971年3月25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军事镇压。东巴基斯坦人民做出的反应是：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并抵抗巴基斯坦军队。这场为一个名为“孟加拉”的新国家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境况。最后，消息传来，他逃离军队时在吉大港火车站被捕了（实际上他是在达卡的家中被捕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落泪了。盼望由谢赫·穆吉布领导全国取得胜利的所有幻想都被粉碎了。巴基斯坦军队会对他怎么样？把他带回达卡，对他施火刑？绞刑？用酷刑将他折磨致死？
3月28日清晨，我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傍晚时分到达了埃纳耶特·卡里姆美丽的宅子。卡里姆太太也是土生土长的吉大港人，她热情地欢迎了我。那一天很忙碌，电话响个不停，有从当地打来的，有的是从一些遥远的巴基斯坦驻外使馆打来，或是一些孟加拉官员打来寻求政策方针的。置身在这兴奋激动的中心，我觉得自己是已经独立了的孟加拉国的一员。在卡里姆家的那些人们的心里，根本没有巴基斯坦的痕迹。
陶醉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正在忙碌书写的表情严肃的男人，他是巴基斯坦驻联合国的常驻副代表S。A。卡里姆（S。A。Karim）先生，他那天早晨刚从纽约赶来。随后，他想要大声朗读他所写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围到他身旁。他刚刚起草了给各国政府首脑的呼吁书，敦请他们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可不希望示威活动沦为一种蹩脚的表演，我不断努力想搞清楚到底是谁将负责第二天在国会山的活动，到底正在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有没有谁在准备一些标语牌，以便在摄像机前举起呢？看上去，在埃纳耶特·卡里姆的宅子里没人知道这些事。我认为自己应该采取行动。我去商店买来一摞摞的彩纸、颜料和刷子，马上开始做花彩饰物，我在吉大港大学上学时早就学会干这活儿了。
沙姆苏尔·巴里（Shamsul Bari）赶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孟加拉文。我们在达卡上大学时只是点头之交，解放战争使我们亲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携手并肩工作。
到了晚间，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纳耶特·卡里姆家里。一些人为他们在孟加拉的亲人们担忧，另一些人想得到有关达卡局势的更多消息，并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们分析局势并确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馆和政府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其次，在国会山组织举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对待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样招待我们，端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食物，她不时地咒骂着巴基斯坦军队，或是背诵泰戈尔的诗篇。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的早晨，我被吵嚷声惊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跑到前厅。那个小房间里挤着五六个人，一个瘦骨嶙峋长着连鬓胡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声训教卡里姆。
那个瘦小的男人举止非常无礼，不断责骂卡里姆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为叛徒。房间里的其他人佩戴着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这些客人是从哈佛与波士顿的其他学术机构开车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当他们发现孟加拉大使馆的官员们决定不参加游行时，勃然大怒。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尔（Mohiuddin Alamgi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了我的密友。我试图为招待我的主人辩护，解释说：大使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保持联络，从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的通报，保住我们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个好策略，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权力来对付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尔不同意我的意见，说这只不过是那些不想参加解放事业、只想保住自己舒适生活的胆小鬼们的“甜言蜜语”。这一会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结束，直到8月4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的孟加拉外交官员们才终于宣布脱离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们聚集在美国国会的台阶上举行示威。孟加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来自华盛顿、纽约和底特律的人最多。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有那么多底特律的工厂工人都来自孟加拉的锡尔赫特地区（Sylhet District）。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没有得到官方的集会游行许可之前我们无法开始。当沙姆苏尔·巴里带着必需的许可终于赶到时，我们还在那儿费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呢。我扯开喉咙喊叫着：“这是我们的头儿，大家在他后面排起队来，开始咱们的示威游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示威可是一件大事，我们受到了美国立法者们的关注。国会的助手们听取了关于局势和我们的要求的简报。新闻媒体尤其活跃，摄像机追踪报道集会的情形，并在现场进行采访。
那天晚上，我们都聚在大使馆的另一名官员经济参赞A。M。A。毛希思（A。M。A。Muhith）先生的家中，就孟加拉人在美国各种活动的协调和孟加拉裔外交官应立即转变立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天清早伊始的大喊大叫，又在这个大聚会中更加激烈地重复着——孟加拉人的外交官为什么不立即脱离巴基斯坦使馆？我们在晚餐后离去了，心里已经明白，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来协调所有在美国的孟加拉人的活动，并且确信，那些孟加拉人外交官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领导作用了。我也开始怀疑外交官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和巴基斯坦人待在一起了。
3月30日，沙姆苏尔·巴里和我负责去拜访所有的大使馆，会见各国大使或他们的代表，阐释我们的事业，要求各国承认孟加拉为一个独立国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在一天之内拜访了许多大使馆，每个大使馆接待我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许多共同的问题：你们代表什么人？你们有一个基于美国的组织吗？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承认”你们的国家呢？有外国政府在支持你们吗？你们的外交官在美国持什么立场？他们支持你们吗？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站出来？想要独立为孟加拉国的人究竟占“东巴基斯坦”人口多大比例？
只有一个问题使我们不知所措：“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吗？”
巴里和我决定，我们必须马上成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身在华盛顿，如何能在孟加拉建立一个政府呢？我有个主意：我可以飞到加尔各答去，找几个人组成一个内阁，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孟加拉国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于是我们就会既有一个国家，也有一个政府了。巴里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决定，我第二天就飞往加尔各答。
我想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建立一个为孟加拉人的广播电台，这样，孟加拉国内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了。我想，应该在一个可移动车辆上架设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它将在孟加拉境内广播，一旦受到巴基斯坦军队的追击，就可以移动到印度边境一边。我有六千美元，应该够买一个发射器的预付款了。
我们还向一些大使馆提出了特别的请求。在缅甸大使馆，我们要求缅甸向那些逃避巴基斯坦军队的人们开放边境，我们会募集资金去资助孟加拉难民。在斯里兰卡大使馆，我们要求斯里兰卡拒绝飞行于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