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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程先生被公司提升为销售总监；年中，他在易庄———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购买了第二套住房；年末，他的孩子即将降临人世。
“既兴奋又不安”，这是程先生岁末的感受。
程先生的不安来自对那些自身能力所无法把握的事情的担心———不公平竞争导致丢掉订单，通货膨胀导致资产贬值，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和其他未知影响……
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指望社保体系。基于国情，中国政府只能建立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保体系。对程先生而言，按照公司目前的缴费金额，即使将来社保体系不发生支付问题，他能从中领到的退休金也只有目前收入的十分之一。“看看工资条上的养老保险才几个钱吧，难道你指望退休后靠这点钱过日子？还有医疗，那点医疗保险恐怕只够做个阑尾手术！”
即将出世的孩子对程先生而言是又一组兴奋与不安，这些都促使他更加努力地赚钱，为自己，也为家人。“我认为全部资产没有一千万就谈不上安全感。”程先生说。
谢先生年长程先生10岁，积累财富的时间也多了10年，现在他的资产已经一倍于程先生的安全线，但是他并不感到安全，“安全感不是有钱就可以有的”。
由于工作需要，谢先生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出差在外，他说，“你只要一出门，什么事都有可能碰上。像我们这些做政府生意的私人企业，人家随便找点茬就能把你收拾了，但你不请不送就别想做成生意。真要出了什么事，你找谁抗争去？”
谢先生自己倒没什么惨痛的经历，可耳闻目睹得多了，他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留有对“文革”的清晰记忆，相比程先生这一代人，他对社会动荡有着更多的恐惧。
呆在北京的时候谢先生也并不舒坦。今年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和物业公司一直纠纷不断，作为业主委员会成员，谢先生没少跟他们理论，但国庆期间他看了一篇报道之后，就多少有点泄气了。那篇报道讲的是聚龙花园（北京第一批高档外销公寓，最高售价达每平米4000美元）业主维权的事情。业主们包括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会主任李青原，但这些鼎鼎有名的人物就是奈何不了服务恶劣的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委员会主任，李青原家门口还屡屡被垃圾堵塞。
“你看看，”谢先生对太太说，“这些人都维不了权，何况我们呢！”
26岁的关先生在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北京总部任职。他还没结婚，但已经按揭了一套80多平米的两居室，本来他今年还打算买辆车，但城铁修通和堵车严重让他有些犹豫。
关先生用“兴奋而且充满信心”来描述他的岁末感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普遍对未来有信心，而我是其中最有信心的。我现在是中产阶级，但我将来一定不止是中产阶级。”
他认为未来竞争肯定会越来越规范，规范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普通员工价值的降低，这样公司削减员工社保福利支出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从来就没指望过别人，我完全有信心自己保障自己。”
关先生认为，按照60岁退休、80岁去世计算，从工作到退休挣够500万元就能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了。“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坐吃山空的生活，”关先生说，“钱要流动起来，如果钱能生钱的话，也许40岁我就能退休了。”
增长的含义
即使像关先生这样乐观的年轻人，谈论未来时也没有忘记加上一个定语，“假如未来的机会能够像最近五六年这样多，那我……”
200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9％，此前六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并且增长的最大波动幅度只有1。5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7。8％，2003年增长9。3％），实现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平稳较快增长”———这正是关先生感到机会多多的外部基础。（见图1）多数专家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的“平稳较快增长”能够一直持续到2020年（具体预测从6％到8％不等），届时中国将恢复历史上长期占据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或者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以今天的人民币汇率计算），人均GDP也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如果这一预测成真，那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实现了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2020年之后又会怎样？
一个习惯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否适应低增长的新环境？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有的国家能在经济停滞乃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平安无事，比如最近十年的日本；也有的国家，经济危机———街头骚乱———政局动荡———国民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缩水，似乎已经成了走不出的循环。最近一个例子是1998年—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经历了长达30年的增长，但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顷刻之间让印尼陷入崩溃。1998年，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印尼的人均GDP也比上年下降了近20％，而针对华人的街头暴力更成为全世界华人挥不去的梦魇。
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非经济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人口结构变动的严峻现实。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06年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见图2）
按照这个研究结果，2008年，中国劳动人口的比重达到68％的峰值，随后逐年下降，2038年，当生育高峰末期出生的关先生年满60岁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是57∶43，此后这个比例还将缩小，到2050年时已经接近1∶1。
食之者日众，生之者渐寡，在这样一个劳动力结构下，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高于劳动人口的减少速度，那么整体国民福利的下降将不可避免。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基础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
问题在于，在目前这种增长模式下，如何能够预期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2004年，有一组数据被广泛引用：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费的石油占全球7％、电力占13％、原煤占30％、钢材占27％、铝材占25％、水泥占4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将中国的GDP总额提高三倍，上述指标中的大半也远远高于GDP所占的比例。
和通常的印象恰恰相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很不丰富的国家（见图3），但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居然选择了一种高投入（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已经受到了中国高级领导层前所未有的重视。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写道：“改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比“两个转变”更为丰富，这是党执政5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
2004年，以绿色GDP替代传统GDP统计的呼声渐起，山西等地已经开始计算绿色GDP，而打破GDP崇拜的文章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
但是，总体而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半个世纪的粗放增长模式有着强大的惯性，滋生粗放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