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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如果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则会发现：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着“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着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着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本来，在塔利班覆灭之时，重温《天平杂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当我向朋友推荐这本好书的时候，朋友们却告诉我，坊间已经遍寻不见了。由此可见，“重写近代史”或“恢复近代史之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将遇到多少的困难与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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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1）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