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罂埂Ｆ窘枭鲜兰腿甏谡馄浠鞒「浇罟拇迕衩撬峁┑男┬硐咚鳎巳ㄗ橹凹湍罟荨被苏迥晔奔洳庞�2002年8月发现了这片神秘墓场。
为了找到更多当年的知情者和目击者，这个人权组织在当地报纸上接连刊登广告。据那些闻讯找上门来的村民们回忆，当年每当夜幕降临，一辆接著一辆的黑色汽车（当地人称之为“黑乌鸦”）驶入射击场，停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汽车的前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随后响起的阵阵枪声则将附近居民惊吓得彻夜不眠。
对于“纪念馆”挖掘出的这些历史真相，前身为苏联“克格勃”（KGB）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总部保持沉默，并且对“大恐怖”时期被处决的“人民公敌”掩埋地点三缄其口。不仅如此，FSB位于圣彼得堡的分部也对这片墓场的新发现未加任何评论。而“纪念馆”组织历史分部主任伊莉娜·弗里格称，FSB此前一向坚称遭受“清洗”的受害者遗体统统被埋在于1992年发现的勒瓦塞约夫墓场，可是KGB当年在审问了那些1937年至1938年间驾驶囚车的司机后，得出结论说，至多有8500人被掩埋在那儿。伊莉娜由此推断说：“这表明一定还存在著其他的处决和掩埋场所。”据她分析，其余的约3万名“大恐怖”时期遇害者可能被埋在了托克索沃镇附近的日泽维斯克射击场地下，这部分人多半是先被汽车运到了那儿，随后被当场处决。除了眼前这些森森白骨之外，“纪念馆”还掌握了日泽维斯克射击场曾被作为大型“屠宰场”的物证──官方正式文件以及当年从高空俯拍到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片绿荫环绕的林中空地曾经车痕密布。
这则血淋淋的报道再次显示了索尔仁尼琴的勇敢和真诚。每一处死者遗址的发现，都印证了斯大林的残暴和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也印证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酷烈和作家坚守职责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古拉格群岛》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当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太“政治化”、“太纪实”、“太偏激”的时候，我想反问他的是：当你直接面对尸体和鲜血之后，依然宣扬对“政治”的厌恶和对“纯文学”的追求，这种姿态是否又沦为另一种的“虚伪”了呢？你可以不当索尔仁尼琴，但你不应该诋毁英雄──仔细探究那些诋毁者的诋毁，无非是因为英雄的存在“伤害”了他们的“自尊”而已。
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纪念碑，是“活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摧毁一个邪恶帝国的战斗中，他与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里根等世界级的伟人并肩作战。为什么要终结这个帝国呢？还是让我们深入到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去吧。然而，要征引《古拉格群岛》中的“个人体验”几乎是不能的──每一个故事都同等重要。于是，我想起了历史学者雷颐的一篇题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的文章，文章谈到了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拉津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利用了一批解密的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等，写出了这本力作。雷颐转述了书中的一个小故事──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
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对此，学历史的雷颐深有感慨地写道：“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的确，在经历过十年浩劫那样严酷的‘日子’后，我们才感到‘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寻常人家这种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确确来之不易。”雷颐发现，“小人物”的幸福并不比“大人物”的幸福低级，“小人物”的痛苦也并不比“大人物”的痛苦卑微。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这些“细节”足以让人体认到：一个漠视普通公民基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打著什么样的旗帜和标语，必然是一个罪恶的、不义的社会。当我们的“日子”被外在的权力侵占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著沦落为奴隶的命运。
对于学文学的我来说，这个故事则给了我如下的启示：当现实的邪恶和残酷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和呼喊。文学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家客厅里的花瓶，也不应该是贵妇人裙裾上的花边。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屈从斯大林的淫威，参与编纂那本光辉灿烂却又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与此同时，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们便承接了史家放弃的责任。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索尔仁尼琴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更是集中营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暴政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无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获奖。在答谢辞中，他这样说：“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生存的过程中，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经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那汩汩的血脉还在大地深处翻涌，那仰望的眼睛透过森林的树荫伸向天际。索尔仁尼琴逼问我们：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
只要我们还能够写作，我们就还能够记忆和呼喊。写作是人类战胜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