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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的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托克维尔说过,一个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还要严峻的险滩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差点演变为民众与宪警的血腥暴力冲突。但是,蒋经国始终坚持不在公开场合对民众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打不还手”,当然更不能对民众开枪了。事件之后,蒋经国首次同意媒体公开报道审判过程。反对派首领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蒋介石时代来已经是“吞舟是漏”了。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此后十年间,民间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一党独大”的状况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的“瓶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蒋经国的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交待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据宋楚瑜和余纪忠回忆当时的情形: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的“解冻”、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南韩、菲律宾的变化,对台湾民众和蒋经国本人的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他还批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像从前那样”。这种态度让国民党元老们失魂落魄。会后,有些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告诉心腹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参加“国民大会”的“行宪”纪念大会,是蒋经国去世之前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件事。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议,李焕等人劝说蒋经国不要出席。但蒋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做!”当蒋经国准时到达时,会场外数千群众抗议示威,会场内十一位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打出“老贼下台”的条幅。副官推着蒋经国的轮椅上台时候,国民党人热烈鼓掌,而民进党人则继续高声辱骂。蒋经国不以为意,安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注视会场,并让大会秘书长代他宣读了五分钟的讲稿。
十多天以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在“国民大会”上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却指出,蒋经国曾经说:“民主制度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情况。”看来,他对民主的挑战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一个要去拥抱民主的政治家,首先就得接受来自反对派和民间的最尖锐和最刻薄的批评意见。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澜的蒋经国,不会连这点胸襟和气魄都没有。
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放飞了一只雪白的鸽子。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蒋经国终于完成了由“恶魔”蜕变为“慈父”的凤凰涅槃——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举动真是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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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