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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脚的城市
近几年，广州人喜欢“行夜街”。夜晚9时，各处餐厅酒楼灯光夜市才进入高峰期，满街霓虹闪烁，满街人头涌涌，一直喧闹到夜间11点。
然而，晚上8点，我们走在上海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南京路，商店纷纷拉闸关门熄灯，只留下惨淡的路灯照着几个匆匆回家的行人。当然，偶尔还有几家酒店和娱乐场所亮着灯光，但被称做不夜城的“夜上海”不见了。由于过分强调“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上海第三产业萎缩了，1972年跌到了谷底，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3％，而第二产业比例却上升为70％多。改革开放后经过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比例才趋于协调，1987年的三大比例是：第一产业占4。3％，第二产业占66。9％，第三产业占28。8％。然而，这只是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1％，比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高，这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州1989年第三产业的比例已达到46。5％，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45％的比例。第三产业的萎缩，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上海的住房紧张、水电不足、商业网点少、交通运输不畅、文教卫生事业跟不上等弊病。
我们经过苏州河，个个掩鼻而过。上海同行沉痛地说：这味道我们天天闻，苏州河已无臭水期和非臭水期之分。昔日清澈的黄浦江如今每年要臭160天。居民饮用水质下降到5级（一般饮用水为2级），大肠杆菌超过正常指标10倍。这个数字叫人毛骨悚然，令人联想起1988年席卷上海的甲肝大狂飙。
广州人曾对香港“银行多过米铺”的现象大惑不解，然而不到10年，这种现象也在广州出现。倘佯在广州街头，你不必特意寻找，几乎百米就有一个银行，中央银行、地方银行、大银行、小银行、总行、分行……活跃的金融市场和方兴未艾的证券交易，为广东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资金。
然而，上海的银行呢？“万国建筑博览会”上那一幢幢恢宏的大厦如今都换了招牌，外国银行被赶出了上海，全国金融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加上国家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大大干涸了，工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血液循环，纵有庞大的固定资产，也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我们与一些国营大厂的青年工人交谈了一下，他们说每天照常上下班，这个规矩不能破，可是回厂干两三个小时就停工待料打扑克。过去中央知道上海作为奶牛的重要，虽然奶不会少挤，但也尽量喂些好草料。那时实行的是“全国保上海”的倾斜政策，拼命为上海供血，各地最好的原材料都往上海调拨，保证上海的工厂能吃饱。然而特别被关照的日子毕竟过去了，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后，某些原料的价格放开，吃惯了国家计划供应原料的上海企业日子就不好过了。
道理很简单：高价买进原料，产品仍被国家以牌价收购，生产怎么维持得下去？于是，就出现了国营大企业和乡镇企业争夺原料的局面。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甚至采取回扣等不正当的手段搞到原料，使国营大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有的国营企业被逼急了也动歪脑筋，把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批给乡镇企业做，互相得益，结果吃亏的还是国家，工人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书记谈理想，厂长搞横向，工人白相相，干活找阿乡。”
老大依然是老大，可是，老大，你还背得起中国么？
第三部分 上海的悲哀
目前，新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上海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国际上，东亚地区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以及泰、马等地都以较高的速度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腾飞，这对于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在国内，南面的珠江三角洲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和特殊政策，改革开放迈出了较大的步子，成为引起国际瞩目的又一颗明星；而邻近的江、浙地区，由于集体经济比重大，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地方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快，已成为上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此外，北面的大连、天津、青岛等城市大面积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雏型，沈阳、哈尔滨等地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都向上海提出了挑战。
过河卒与保帅的车
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在抱怨上海改革的步子太慢，抱怨中央不给优惠政策。中央怎么了？只偏心广东老弟，上海老大失宠了？不，正因为上海太重要，牵上海一发，动中国全身，所以不能轻举妄动。上海的经济体制是全国经济体制的一个缩影，经过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已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典型，成为计划经济的典型，上海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全国改革的成败。
上海输不起。
如果说广东是过河卒，允许试验，允许失败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保老帅的车，失了车，老帅殆矣！这是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在改革中，上海必须大步起飞，唯有上海的起步才可以带动全中国；可是，上海又背上了“不能失败”的大包袱，难免举步维艰。上海的改革，不免有些悲壮的成分。
坛坛罐罐太多
上海的改革不易，除了输不起以外，家里的坛坛罐罐太多也是一个原因。由于几十年来无力进行工厂设备的更新改造，上海的大部分工厂厂房破旧、设备落后。据1987年统计，上海的工业企业中，三四十年代的陈旧设备占50％左右，五十年代的占34％，绝大部分都有30年以上的历史。
改造旧城区，解决居民的住房条件亦是上海一大包袱。我们每到一地总喜欢窜进普通人的家里看看。东北人豪爽，初次见面就拍肩膀称老兄，领进家中，没有客厅，直进里屋，坐上炕，大碗酒大块肉。广东人好客，也喜欢把客人领到家里，且无论大小家庭总要把最好的地方做客厅。宁愿不买席梦思，也要买套真皮沙发，像是爱护客人，其实是爱护自己的面子。上海人也爱面子，西装革履衣着考究，可极少把客人领到家里，不是因为不好客，而是因为家里太狭小。
我们来到了南市学院路，这里是居住条件最差的棚户区之一。用碎砖、木板、杉皮搭起的临时建筑物，一“临”就是几十年，东斜西歪，一片狼藉。主人们是在屋里一层又一层地躺着的，一见有生人来，“呼”地从四面八方伸出十几个脑袋。听说是记者，“哗”地在石子街口围了几圈人，都拉着扯着往自家屋里拽，好像我们是分房的救星。“请看看阿拉这房子，8口人住14平米，每人不到2平米。”“全国都进入现代化了，家家冰箱彩电洗衣机，可我们还是中世纪！阿拉不是买不起，连人都没地方蹲，你叫这些东西往哪蹲？”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忿忿地说。难怪朱容基任市长时，来这里视察也难过得落泪。
蓬莱路一字儿排开的“石库门”，是上海人普遍居住的一种房子，也称“过街楼”——昔日小康们一家一幢的小楼，解放后政府给户主几十两黄金赎买了，分配给十几户人家。砖木结构，咿咿呀呀的木头地板诉说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楼道陡窄，暗无天日，一个急拐弯跟着一个急拐弯。一个拐弯就是一户人家。行走要侧着身子，但依然磕磕碰碰。热烘烘的煤饼炉——盖也盖不严实的马桶，一户一个煤饼炉，一户一个马桶，一股股刺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诉说着主人们的窘迫。据统计，整个大上海还有100万只马桶，100万只煤饼炉，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全在这咫尺天地。呵，陈旧的大上海！窘迫的大上海！想直冲晒台透透空气，可是失望了，封顶了。3平方米的晒台已改做住房，结结实实地充塞着一个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没有结婚，说是找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怪得很，坐在这3平方米的空间你没有想到要赶紧逃开，那一尘不染的绸缎窗帘悠悠地飘着，挂在墙上的吉它、壁画、摆在床头的书刊、咖啡、咖啡伴侣、高脚玻璃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情调。叫人想起一句话：“螺丝壳里做道场。”
精明不精明
走在大街上，有一种景观很令我们惊讶：青年人都在大街白炽灯下，公共汽车里卿卿我我，旁若无人，比西洋人还西洋人。我们笑说上海人特别多情缠绵。可陪同采访的Q君充满同情地说，都是因为家里几代同堂，市区里公园又少，青年人被驱赶到大街上搂搂抱抱了。外滩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