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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改造单位，属山西省劳改队第四支队管辖。来到这里的被改造者，唯一的劳动任务就是下煤窑挖煤。我因为在北京看守所脚生毒疮造成的后遗症 腿脚麻木，走路还得架着双拐，所以没有下煤窑。大青窑在雁门关以北的塞北，气候寒冷，对我的腿脚麻木不利。劳改队的贾政委为了照顾我的病情，派干部把我送到太原第一监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贾政委被批斗，被调离原单位。
由大青窑到太原的火车上，我看到20多位中年妇女，头发被剪得七长八短，脸上被抹上一些灰，胸前挂着一块约20厘米宽、30厘米长的木牌子，有的写着“右派分子”，有的写着“坏分子”。据说：她们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修女，被批斗后：从北京疏散出来的。从而我联想到我刚到大青窑时，写给我在北京的二哥葛畔瑜一封信，被退回来了。信上面批着退回的原因：“收信人迁移新址不详”。当时，我很清楚我二哥没有条件“迁移新址”，为什么邮局把信退回了呢？甚为不解。看到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妇女，我想到由于爱我的株连，我二哥也可能被“疏散”出北京了。后来了解到：在我被押送到大青窑之后，我二哥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我二嫂被打死了，我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了。由于生活困难，无医疗条件，病故！
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1966年8月下旬，我到了山西省第一监狱，地址在太原，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内有塑料、制铝、印刷、制鞋等车间，我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劳动。这个监狱有很多从福建、浙江、广东、上海等沿海省市疏散来的犯人，所以管理很严。在“文化大革命”中，监狱属“军管”，红卫兵进不去。所以监狱里的犯人，除学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联系思想，检查自己，过认罪关外，未受到外界的冲击，也末发生“武斗”。这真是“祸兮福所依”！
1968年秋，我的有眼患青光眼，眼压升高，疼痛难忍。一位针灸大夫误诊为偏头痛，用针灸给我治疗，耽误了正确的诊治时间。一位大夫确诊为青光眼，又借口“文化大革命”，外面太乱，不肯送我到外面有眼科的医院去治疗。监狱的医务所没有眼科大夫，他让一位外科大夫给我做眼科手术。青光眼有些好转，但出现了后遗症 白内障。
1969年春，山西省第一监狱由太原迁到祁县。这里新修了一个劳改监狱，面积很大，在祁县城外，四面高墙，便于看守，犯人难以越狱逃跑。工厂区与犯人居住区分开，窑洞式的监房有20多排，每排可以住100多人。监狱周围，圈以电网，戒备森严。关押在这里的被改造者，几年都难以出大门一次。印刷车间有个犯人，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排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黑’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枪毙了。
1971年春，我右眼的白内障发展到看不清人了，左眼也想了青光眼。监狱医务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给我治疗有眼的白内障，效果并不好，但是可以照明看道。1973年秋，我左眼的青光眼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眼压高到7OmmHg。我写信给医务所张主任，要求送我到太原治疗，获得批准。
到了太原，住在公安医院（劳改医院）。该院没有眼科，转送我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该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宛大夫亲自给我检查。他说：要立即做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当时病床十分紧张，沈大夫和下大夫商量，设法给我安置了一张病床，要我住院。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借口安全问题（怕我从附属医院跑了），不同意留下我住院。他们要求沈大夫在门诊给我做手术，手术后即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沈大夫说：做了抗青光眼手术，立即坐救护车，经过颠簇，效果不好。沈大夫不同意在门诊给我做手术。劳改医院的干部就用救护车把我拉回去了。
我左眼的青光眼在发展，心中十分焦急。我再次请求公安医院领导，送我到有眼科的医院做手术。1973年冬，劳改医院送我到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一位年轻的大夫接受了劳改医院干部的要求，在门诊给我做了左眼的青光眼手术。手术后立即用救护车把我拉回劳改医院，影响了手术效果。不但青光眼没有治好，眼压仍在5OmmHg以上；还造成了后遗症 白内障。不得己，1974年秋天，又送我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劳改医院的干部仍然要求沈大夫在门诊给我做青光眼手术。沈大夫说：你们既然坚持不同意把葛佩琦留在我们医院做手术，为了挽救葛佩琦的视力，我到你们劳改医院去给他做手术。你们回去和你们医院的领导商量一下，确定一个做手术的时间，通知我，我一定准时前去。过了约3星期，沈大夫来到劳改医院手术室，给我重做了左眼的青光眼手术。我左眼的眼压很快由5OmmHg降到2OmmHg。我左眼的青光眼算是好了，但白内障还在发展。
青光眼是一种损伤视神经很厉害的眼病。由于太原劳改医院的干部，在1973年秋不准我住山西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病房做手术，一直拖延到1974年秋，沈大夫主动到劳改医院，才给我做了手术。经过这一年多的拖延折腾，我左眼的视神经受到重大损伤。所以经过沈大夫手术后，眼压虽然降下来了，不疼了，但视力却降低了很多。
1975年12月，我在太原得到宽大释放，在回北京之前，我专程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去拜谢沈大夫。不巧，他出差了，我甚感遗憾！1986年，沈大夫看到上海《文汇月刊》1985年第6期上，刊登的叶永烈同志写的《泪人恨 葛佩琦传》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家属（因他不知道我的通信处）。其中谈到当年他到太原劳改医院给我做手术的情况。现在摘抄两段如下，请读者看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医德高尚的大夫，要坚持医疗原则，给一个“劳改犯人”做手术，是多么困难啊！
沈大夫的名字是沈述约。他原是青岛医学院毕业生，1958年调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工作。1979年调回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下面是沈大夫在信中写的到太原劳改医院给我做手术时的情况：
“情况是这样：我原在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眼科，1973年秋，我接到劳改医院通知，叫我在二院门诊给‘犯人’葛佩琦作抗青光眼手术。我不同意。我说，在门诊作了抗青光眼手术后，用救护车拉回去，就可能影响手术效果。要作，就住二院眼科病房作。劳改医院的干部不同意。时隔一年多，劳改医院第二次通知我在二院门诊给葛佩琦作抗青光眼手术。我仍然不同意。我对劳改医院的干部说：你们既然不同意让葛佩琦住二院眼科病房作手术，我就到你们劳改医院给他作手术；你们回去订个时间，通知我，我一定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知我去劳改医院。当时对病人未能做详细检查，也没有能作手术前的必要处理，即手术。这一作法，对于一个多年来作眼科工作者来说，是未遇到过的。可是当时的处境是没有办法的。”
“在我得到要到劳改医院给葛先生作手术的通知时，当时我的邻居是山西省中医研究院放射科主任蒋维祥大夫。我告诉他，我要去劳改医院给葛先生作手术。他还再三叮嘱，一定要作好手术。我说：一定争取作好手术。给葛先生作完抗青光眼手术，他下了手术台（正常情况下，应是用手推车送回病房，劳改医院是让葛先生走回病房的），向我鞠了一躬，并说：‘感谢毛主席！’我们两人连握一下手都不能，站在旁边有公安人员。手术以后怎样治疗，我一点也不清楚了；怎样观察病情，用药是否妥当？我全不知了。1976年初，我去大同给空军检查体格，得知葛先生由太原回北京了，而且回家前还去二院找我告别。这是同事转告我的，因为我不在，情况是否这样？我也说不准。这之后，我牵挂的是他的眼病。因为青光眼是最多或盲的病因之一，在正常环境下手术，也不敢说成功；更何况当时务件是那样差。手术前进检查一下都没有，即手术。”
现在我来谈谈沈大夫在信中提出来的手术后的治疗情况：手术是上午10点左右做完的，我走回病房，躺在床上，中午没有吃饭。下午一位外科大夫来看了看；间我：疼不疼？我说：现在还不太疼。他给了我几片止痛片，并说：疼了就吃。根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