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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他们一块继续上学，对我很表同情。王征寿（现任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同学主动借给我25元钱，够交一个学期的饭费了。我父亲给的15元路费，还剩了8元，够交学费了。刘工程师借给我5元钱买书。这样，9月初北京崇实中学开学时，我也插班入该校初中三年级了。当我要从工厂搬到学校时，我向厂长先生告别，他说：你还可以抽空来学开汽车；学会开汽车，可以赚饭吃。所以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我还是到海京工厂去，跟着魏师傅学开汽车。
第一学期过去了，第二学期的饭费、学费又怎么办？北京祟实中学是一所美国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原来的校长莱牧师（美国人）办了一个羊奶场，有100多只瑞士羊。每天可以出几百斤奶，这些奶全由学生进行消毒、装瓶分送到用户家。崇实中学的刘教务长，星期天常坐海京工厂的汽车到西山旅游。我是跟车的学徒工，也是他的学生，我常把他从西山买回来的水果，扛着给他送到家；他知道我的经济困难，就介绍我到羊奶场，当了一名送羊奶的工人。
每天早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带着30多瓶（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多数是外国人）。经过路程约40里，6点钟可以返回学校。漱洗之后，到食堂吃早饭，8点钟可以和同学们一同上课。下午4点下了课，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回来吃了晚饭，不误上晚自习。羊奶场负责给我交学费（每学期初中8元、高中10元），每月发给我工资3元。第一学期我的各门功课的总平均分，在初中全体同学中列第二名，学校发给我8元奖学金。加上我半年的工资18元，就够了一个学期的饭费。第二学期的学费、饭费解决了，我又安心读书了。开学不久，在日本勤工俭学的我的三哥葛畔珍奇给我日币5元，折合银元10元，够买书和零用了。我就这样半工半读，上完了高中二年级。
由于我必须每天给用户送羊奶，所以寒暑假我也不能回家（也没有路费回家）。寒暑假留在学校，每天除了送两趟羊奶之外，我就抓紧时间读书。我用了二年的时间，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我从高中二年级，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接受了一位山东同乡王晓清先生的聘请，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在他家住宿、吃饭。他家离北京大学约3里地，我每天8点以前，徒步到北京大学上课；中午在北大附近的小饭馆，吃碗面条或炒饼，下午4点下课后，回到王同乡的家，给他的两个儿子辅导功课。晚饭后，我和学生一块在书房里读书或做作业。王同乡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当过北京房山县县长和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交游颇广，为人义气好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来他家吃饭、打牌（打麻将）。为了尊重老师，也是为了摆阔气。王同乡总是请我到上房陪客吃饭、打牌。我是只陪客吃饭，不陪客打牌，所以我至今不会打牌。为了节省时间，后来我请做饭的师傅，给我把饭送到书房吃，就不再到上房陪客了。
北大物理系的课程很紧。王同乡的全家，对我虽然都很好，很客气，但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到大学二年级，我就告辞了王同乡，搬到了北大西斋宿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人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兼教数学课，每星期上课6小时，每小时6角钱，可以维持生活。我到大学四年级，有一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在北京朝阳门外，办了一所祟贞女中，请我去担任理化课教师，每月薪金36元，我的生活献比较富裕了。以上是我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经过。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2．“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6．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三·三一”抬棺游行
8．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9．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或示威，激起全国学生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北平的绝大多数大学、中学都建立起进步的有朝气的学生会，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将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大批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杀；各校学生会几乎都被破坏了。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学联的发动下，北平许多大、中学校开始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国民党为顺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筹备组织冀察“自治”机构。1935年11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他与日本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决定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总揽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机构。由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有些委员是老牌亲日派。消息传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游行示威。得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于12月8日深夜，作好了游行准备。
12月9日凌晨，北风凛例，寒气逼人。各校学生，冒着严寒出动了。在北平城西北约30里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8点钟就到达了北平西直门。但城门紧闭，铁门加锁。城上城下，布满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如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