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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先驻王皮流、自马驿，尔后移驻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我单独和彭雪枫同志见了面，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并转交了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他表扬了我的工作，并要我继续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1939年春，程潜将军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行营设在西安。由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官场的习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宋克宾把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两颗印交出了，但没有交出我们原来组织的豫东抗日游击队。
在程潜将军支持下，将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宋克宾任军长、我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将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于1939年5月，开到河北大名地区。在此休整了不久，继续前进。在大名、南宫之间，遭到日军扫荡。由于人地生疏，武器悬殊，部队受到惨重损失。我们将部队撤到大名以北的草帽辛庄一带。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当天晚上，在军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的出路问题。有位师长提议，部队仍回豫东。他说：这个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豫东人；回到豫东，如果遇到日军扫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扛着枪回家；三天之内，就又可以集合起来；离开豫东，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这是此次遭受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籍的军官赞成这一主张。军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回豫东没出路，因为我们原驻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了，豫东靠陇海铁路的地带，已被汉奸部队控制了，豫东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军长插话说：张岚峰（汉奸军长）是同乡，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同事，不至于不让我们吃碗饭。我又说：我主张将部队调回大名地区休整，设法打电报（我们的电台丢了）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请求办法。军长又插话说：远水不解近渴。散会时已经深夜，军长留我住在军部，但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我根据会上的情况分析，部队很可能回豫东；回到豫东的唯一“出路”就是当汉奸。我当即想到我是共产党员，我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当汉奸。我决定马上离开军营。天还不亮，我就带上手枪，走出军部。为避免泄露机密，我没有回政治部取衣物。我一直向寨门走去。寨门尚未开启，我就上了寨墙，从一个小豁口，跳出寨外，到了我熟悉的一个营部。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绍光，是我作民运工作时联系的一位小学教员，他年轻热情，有抗日救国的决心。我向他介绍了昨晚军事会议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我不能与他同流合污，我要到西安去见程潜主任。张营长一拍桌子说：葛主任，老宋（指军长）当汉奸，我也不干了，我有一辆新买的德国大飞轮自行车，你骑着上西安去吧。我说：好！我把手枪交给张营长，就骑上了自行车，开始了新的行程。
第一站我到了大名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丁树本知道我的情况后，送给我路费五十元。为了便于通过敌伪控制区，我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新买的）。第二天我到了陇海铁路刘堤圈车站以北的一个农村，找到一位我打游击时认识的农民，他在夜间送我穿过日军沿铁路修筑的封锁线。过了铁路，我就奔向新四军彭雪枫部原驻的永城县书案店。到达之后，才知道彭雪枫同志已经率部东进，书案店有该部留守处。该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说：吴芝圃副司令还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今晚也要出发。经过联系，吴芝圃同志骑马来到留守处。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之后，并问：我是否可以把宋克宾部的一部分部队，拉到永城来与新四军合作抗战？芝圃同志说：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合。他要我赶快到西安，找程潜主任，设法使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正投降了敌人，当了汉奸，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工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吴芝圃同志当晚率队出发了，次晨我也离开了书案店。
原在商丘、永城、亳县（华陀、曹操的故乡）边区的抗日部队，蔡洪范纵队开赴河北，彭雪枫支队东进了。这一地区成了真空地带。商丘、永城的日寇、汉奸常来骚扰，并建立起了一些村级的汉奸组织。我从书案店到龙岗集，就遇到汉奸组织的盘查。为安全起见，我到龙岗集（我在这里驻过防）附近，找到一位和青红帮有联系的王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不能向西走，因为亳县已经驻上了汉奸部队；而要向南走，到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的故乡）之后，再向西走。王先生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天，他就通过青红帮的关系，把我送到蒙城。在这里见到一位青帮的老师傅，他五十多岁，梳着莲蓬头，留着脸鬃胡子，热情好客，他一定要留我住三天。我住了一天就告辞了。从蒙城到了界首（现在的安徽省界首县）。当时这里还是一个过路店，房子是用高梁杆搭起来的，但堆满了很多从日本统治区来的商品。很多从洛阳、西安以至重庆来的商人，到此地采购货物。我在界首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骑自行车奔洛阳去了。有一天下午，我骑到距许昌城还有20多里的地方，遇到天下大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沾满了黄泥，推也推不动。我提起车把向地上一摔，本想摔掉前轮子上的泥，结果把前叉子摔断了。天色将黑，雨还在下，前无村，后无店，让我怎么办呢？我扛起自行车，趟着泥水，走到距马路约4里远的一家农户门口。我敲了敲门，出来一位老大妈。我说：我是过路人，自行车坏了，天快黑了，在你们家借个宿，可以吗？老大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要我把自行车放到她的灶房里。我向她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后，老大妈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让她女儿给我洗衣服。从谈话中，我得知老大妈的丈夫和儿子，都被迫给洛阳送军粮去了，家中只剩下她母女二人，三间北房，老大妈住在东一间，她女儿住在西一间。吃过晚饭，老大妈让女儿搬到东一间，和她一块睡；让我睡到西一间，我有些不好意思去。老大妈端起一盏小油灯，领我到了西一间，并说：你就在这里睡吧，你是打鬼子回来的，没有关系。第二天早晨临别时，我留给大妈两元钱，大妈无论如何也不收。她并说：你以后路过此地时，一定到我们家里来。姑娘站在门口笑了笑，欲言又止。
我扛着自行车，走了25里地，到了许昌县城，换上一个前叉子，我又骑着自行车前进了。从许昌到洛阳要经过几座山。上山时要推着自行车走，每上一座山，就出一身大汗。山高路难行，但是送军粮（小麦）的牛车还是络绎不绝。车是用木头制造的，车的前头当中有一条约3米长的轩杆，轩杆的前头固定着一条约 l米长的横木棍。两头牛套在轩杆的两肆，那条横木棍，正好压在两头牛的脖子上。那条横木棍叫做“牛扼”。从此我才了解到平面几何中所说的“共扼备”的来源。牛车上山固然困难，下山也不容易。下陡坡时，如果刹不住车，就会轧伤牛和人。一路上我好几次看到这种事故。
到了洛阳，我先去找刘子久同志，他出差了，没有见到。我开始奔西安，我想可以坐火车去西安，哪知洛阳到西安的铁路，早已被黄河北岸日军的炮火破坏了。我仍然要靠自行车，通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从洛阳到灵宝还很顺利。灵宝西门外就是涵谷关，当年老子骑青牛从此经过。老子骑青牛，可以爬高山；我骑自行车，就很难爬了。于是我推着自行车，钻进了涵谷关的山洞（铁路涵洞），阴风凄凄，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