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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都不能代替与特权者密切连系能获得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狄斯累利的野心即使在晚年遇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并未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因为他仍然是“伦敦社会最威风的人物”，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狄斯累利天真地确信秘密社会的至高无上重要性，他是进入那些新的会社阶层的先驱者，他生于社会的范围之外，从来不能恰当地理解其规则。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社会与政治的界线经常混淆的环境中，尽管表面看来情况很混乱，获胜的总是狭隘的阶级利益。局外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目标明确而又有意识地建立的一种制度，才能获得如此显着的结果。事实上，社会游戏从整体上只需要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以便将一种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利益游戏和实质上毫无目标的运作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政策。在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期间、在德国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形大致如此。
然而，狄斯累利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是犹太社会的局外人。他几乎不懂得他所佩服至深的那些犹太银行家的心理，如果他了解到这些“特例的犹太人”尽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进入这个社会），却共同遵奉一种政治原则，认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保护财产和利润，那么他一定会对他们感到失望。狄斯累利所看到的、并且印象很深刻的只是一个没有外在政治组织的团体，它的成员仍然由似乎无限的家族和商业纽带联接着。每当他必须和他们交往，并且发现一切都得到“证实”的时候，他的想象力就活跃起来——例如当亨利。奥本海（Henry Oppenhelm）提供的消息——他知道埃及的土耳其总督急于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使英国政府取得运河的股份，而这场买卖又通过列奥纳尔。罗斯希尔德（Lionel Rothschild）贷款四百万英镑来完成。
总而言之，狄斯累利的种族信念与关于秘密社会的理论都产生于一种想解释某种看来很神秘的事物的愿望，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无法从“特例犹太人”的想象中看清政治现实；但是他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将幻想变成群众的恐惧，使沉闷的社会从一个十分危险的童话中得到了娱乐。
以一种种族狂热者的坚持，狄斯累利不屑那些“现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则”。他仇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并且害怕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存。他幻想种族可以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由于他对当时贵族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一向对犹太民族的了解，所以毫不奇怪，他只根据贵族阶级的等级概念来铸造种族概念。
这些关于社会上无特权者的概念无疑可能是太过分了，但是，假如这些概念不遇到真正的政治需要，可用来适应各种政治目的——例如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一一那么在欧洲政治中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愿意相信这些概念，这就使狄斯累利成为十九世纪唯一一个获得了真正名声的犹太人。而说到底，使他获得天大好运的倾向最终竟引起他那个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㈢在恶与罪之间
巴黎曾被准确地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之都”（沃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语）。充满希望的十九世纪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反对使公民堕落为资产者的毫无希望的斗争，在德雷富斯事件中降到了最低点，引起紧接着十四年的病态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可以由具有雅各宾党人气质的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n）——法国最后一位大革命之子——领导而获胜，但是“优秀民族”的辉煌世纪毕竟走到了尽头，而巴黎失去了政治意义和社会魅力，只留给了各国的前卫知识分子。就在狄斯累利死后，始于争夺非洲和竞争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权的二十世纪，法国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因此，部分由于其它国家的经济扩张，部分由于内部分裂，所造成的衰落其形式和规律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三十年或四十年后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里都发生了。除了年代差异之外，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历史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十分相似，德国和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政治与社会格局几乎在有意识地参照法国世纪末的方式。
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在法国达到了顶峰，它的失败是因为仍是国家内部问题，而未触及当时当地尚未存在的帝国主义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类反犹主义的主要特征重新出现，而它对各自境内的犹太民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几乎相同，尽管不那么嚣张和极端，并且较多地受到其它各种影响的干扰。
但是，选择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作为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的例子，主要原因是这个社团规模之大使其它社团无法望其项背，而且它有忠实的活动记录。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本人有一半犹太血统，急于证实自己是犹太人，他着手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写出的作品，正如一位钦佩他的批评家所说的，是一部自我辩护之作（apologia pro Vita sua）。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一生全是在社会中度过的；一切事件在他看来都是社会的反映，却又通过个人重新思考，因此，反映和再思构成就了普鲁斯特的世界中的具体现实。贯穿《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个人及其再思，都是属于社会的，即使当他隐退到不问世事的孤独状态（普鲁斯特本人最后也因决定写这部巨著而最终匿迹）时也是如此。在孤独中，他的内在生命不断地将尘世间发生的一切转化为内心体验，使之变成镜子，折射出真理的可能外貌。内心体验的沉思者与社会的旁观者相像，两者都不直接和生活沟通，而只观察反射中的现实。普鲁斯特生于社会边缘，尽管是局外人，但仍属于它无疑，他将内心体验扩大到包含一切方面，使它们向一切社会成员显现并通过一切社会成员反映出来。
的确，当社会使自身完全从群众的关注中得到解脱，当政治本身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对这一时期的见证莫过于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市民的责任意识的胜利，意味着使政治问题分解为使人眼花缭乱的、令人感兴趣的对社会的反应。必须补充的是，普鲁斯特本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与社会的两种最时髦的“恶”都有关，他这个“犹太教非犹太化最伟大的见证人”（dejudaized Judaism）和“为西方犹太教所作的有史以来最负面的比较”有牵连：将犹太人之“恶”与同性恋之“恶”作比较，两者在它们的反映和个人再思中变得的确非常相像。
狄斯累利发现恶只不过是罪在社会中的相应反映。人类的邪恶如果被社会接受，就会从一种有意行为变成一种固有的心理特质，人对此无法选择或拒绝，它是从外部强加于他并且加以控制，就像药物控制着有毒瘾的人一样。在将罪同化或改变成恶时，社会否认一切责任，建立起一个宿命的世界，使人在其中无法挣脱羁绊。时髦的社交圈子通常将背离规范视为一种罪的道德主义式判断，认作是狭隘的和市侩气的，这种理解如果显示出自卑的心理，至少也表现出对人类尊严的极大尊重。如果罪被理解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人最终都可能会有一种特定的天数。“惩罚是罪人应得的，”但如果（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法官假定并且倾向于宽恕同性恋中的谋杀和因种族命运而发生的犹太人的叛国，”那么罪人就逃脱了应得的惩罚。能躲在监施的宽容背后，对于杀人和叛国是一椿很诱人的事情。因为它能立即转变为一种决定，不仅消除了一切事实上的罪犯，而且也消除了“根据种族出身”注定要犯某些罪的人。此类变化发生于法律与政治机器未脱离社会之时，以使社会标准能够渗透进社会，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准则。这种表面上将罪与恶等同起来的包容，假如允许它确立自己的法规，就必然会比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都更残酷、更无人性，因为法律尊重并承认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应负的独立责任。
但是，正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福伯格．圣…吉曼正处于这种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接受同性恋者，因为它为众人以为恶的事物所吸引。普鲁斯特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