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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胡平和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某、陈某某，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