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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作了报告。
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中国和日本。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
坦荣获诺贝尔物理奖，表彰他在采用光量子假说解释“光电效应”的杰出贡
献。
爱因斯坦去日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了一天，离日返德的途中又在上海停
留了两天。本来是准备访日以后到中国来讲学的，可是因为邮件迟缓，发生
了误会，爱因斯坦未能遂愿。短短的三天，所见所闻，使爱因斯坦对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开始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的
国家会爆发革命。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时常关心着中国，同情并支持中国人
民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爱因斯坦一再呼吁
世界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再如1936年我国发生“七君子”事件，由于
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激
起全国人民的抗议，爱因斯坦得知后曾打电报来表示声援。
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
爱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
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
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的偶然性。他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是什么新东西，
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
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
1927年，1930年，在索尔未会议上，关于量子现象的解释，爱因斯坦与
玻尔之间展开激烈争论，有时富有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
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泡利这样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
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
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在美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子力学家的
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
没能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
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
了。
20世纪后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理
应首先采用统一公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他接
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也不满意。
1925年以后，爱因斯坦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去旅行，仅仅去赖顿
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车去瑞士，再到北海和东海旅行。爱因斯坦不大喜爱大
城市生活，喜欢在柏林郊外的湖面上划船。为祝贺他50寿辰，1929年春天
柏林市将波斯坦附近卡布特区腾布里诺湖边的一块森林地赠送给他。他经常
驾驶单桅小船在湖面上荡漾几个钟头。还时常去访问电报山山顶的天文观测
台。这个观测台在20年代初用来研究太阳辐射，特别在这里验证了“相对论
红移”。后来，还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塔式望远台——“爱因斯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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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初，希特勒上台。2月底，到处传闻希特勒的肆无忌惮和残
酷无情。迫于形势，爱因斯坦开始漂泊异乡，不再返回德国。他在纽约发表
的声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他讲道，只要条件许可，他宁愿生活在一
个政治上自由、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国度里。目前，德国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
1933年3月17日，他再次义正严辞地谴责希特勒法西斯的暴政。爱因
斯坦在递交给“反排犹主义同盟”的声明中愤怒地声讨法西斯“残酷镇压全
体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无耻行径”。但愿世界人民团结一心，使欧洲不再
“重新陷入过去的野蛮”之中。文明世界的一切朋友，都应同心协力，为战
胜法西斯病魔而战斗！报纸登载了爱因斯坦反法西斯的讲话，立即传遍全球。
1933年 3月 28日，爱因斯坦发表声明：退出普鲁士科学院。他这样写
道：“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
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19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
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
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
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到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
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
1933年 4月 1日，正值“排犹日”那天，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抛出来
了，刊登在德国日报上。这个不光彩的声明就是开除了享有盛名的院士——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大学的主楼和许多
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
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
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设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的事件连续
发生的背景下，1933年5月11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爱因斯坦事件”。
当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头一次对这个问题表态。他表扬了爱因斯坦
的杰出贡献。但是这微弱的声音，被纳粹分子的叫嚣淹没了。
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接任科学研究工作。离开法西斯德
国后，爱因斯坦虽然不再公开发表声明和出头露面了，但不论在道义上还是
物质上他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斗争。为争取把诺贝尔和
平奖金颁发给在法西斯集中营里受难的民主主义者、反战战士奥西茨基，爱
因斯坦和托马斯·曼一起作出了不少努力。
爱因斯坦怀着深切的同情心，注视着西班牙内战的发展变化。国际纵队
和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每一胜利，都给他带来极大的喜悦。他认为，西方
列强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间接地支持了法西斯。他的这种见解是对
的。爱因斯坦义正词严地谴责1938年法国对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
出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可怜的是“它会得到恶报！”
1933年后，他主要从事相对论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关于“统一场论”
的深入研究。他对1949年发表的结论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他还无法使他的同
行们相信他的理论，但是他确信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正确的。然而，当时大
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的道路在方法上欠妥，不会得出有用的结果。从整体
来看，对这样一种理论，欠缺一切必要的参数。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他在
“统一场论”方面的工作是“尚未完成”的课题。
在量子物理学家面前，爱因斯坦维护“实在性”和“必然性”。从这一
点来看，他与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十分接近。爱因斯坦在他撰写的最后几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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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里深刻肯定：“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不依赖研究者而独立存在
的”。
30年代世界政局动荡使爱因斯坦深感不安，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德国在扩
军备战。流亡在外的德国物理学家们忧虑的是，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发现了铀
裂变现象。希特勒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为了抢在时间前面，来自德国的几
位青年科学家走访了爱因斯坦，同他商讨当前的局势。后来，他们达成一致
意见，由爱因斯坦出面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务必刻不容缓地研究军
用原子能问题。1952年，有人问起爱因斯坦在美国制造原子武器中的作用。
他回答说，他参与的唯一行动，就是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关于
这件事情，他写道：“我的确感到这种可怕的危险，这个行动一旦得逞将给
人类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德国人在这方面作了研究，预计会获得成功，这
就迫使我走这一步。即便我一直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深感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