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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和我爱人就像是两个被吹起来的大气球，晕晕乎乎地飘回了家。
筹拍《281封信》期间，我帮着挑演员、排小品，见刘老师的次数就多了，有一阵子几乎天天见。
刘老师很忙，走路很快，手机电话不停地打，风风火火的，总是有很多事情。我问她把自己搞得这么忙、这么累干吗？她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刘老师特爱开玩笑，但必须是熟人，无论有头有脸的要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和她熟一点，都会被她开玩笑。大家一起吃饭或者聊天的时候，一定是她声音最大，话最多，说说这个，逗逗那个，像一只刚学会飞翔，在树林里兴奋乱撞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遇到不大认识的人，她才变得沉静。
趁刘老师赏识我，我开始闹着当导演。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都说不清我是怎么争取到导演这个职位的。我的争取自然有几分执著感人，也狂下了一番功夫表现自己，但刘老师最后居然真的答应了，还是令所有人意外，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要知道，当时的我，毕竟没有任何实际的影视剧导演经验。
再后来，事情演变成《281封信》被搁置。在这期间，我获得了和孙树培导演联合执导我的另一部戏《少女总裁》的机会，有这么一个台阶，独立执导《281封信》的把握当然就会大一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刘老师于我有莫大的知遇之恩。
刘老师说话很直，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她会立刻表态，直言不讳，所以肯定有人对她有意见。但刘老师遇到欣赏的人和事，也会立刻表态，大加称赞。长期以来，刘老师就一直很赏识我，我当然觉得刘老师又好又伟大。
除了在影视剧里，我从来没见过刘老师发愁的样子，包括税务风波前后。靖军被带走以后，刘老师和我通电话，多数时候竟然依然说《281封信》剧本怎么改，怎么拍，有时候我忍不住问那件事究竟严重不严重，她会答一句“挺严重的”，但语态之从容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还笑着说如果她进去了，要我给她送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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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快乐女孩刘晓庆—访牛朝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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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后，2003年8月下旬，在玫瑰园又见到刘老师。去的路上，我是抱着恍如隔世的感慨准备好好安慰一番刘老师的，没想到，她那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还是那么热情快乐，清瘦了些，反而让她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倒是我嘟嘟囔囔地抱怨说我的手机别说被打爆，简直就没人打，反过来还要刘老师安慰我。
就要拍《281封信》了。刘老师还在横店的时候，打电话让制片主任通知我和所有演员，说如果这部戏我们火了，每人请她吃一碗面。后来又追问主任说了这事没有，主任说说了；又问主任我们答应了没有，主任说都答应了。刘老师是认真的，后来我跟演员聊起这件事，知道了她跟女一号约的是吃一种四川面，跟女二号约的是阳春面，而跟我说的是一种陕西面。
周围的人对刘老师有不同的称呼，有的叫晓庆，有的叫晓庆姐，有的叫老板，我称她为刘老师。因为，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一个人，总是快快乐乐的，忙忙碌碌的，如孩子般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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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雾里看晓庆（陈孝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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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英：喜剧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任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中华梨园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华曲艺学会、中国视协喜剧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幽默的奥秘》、《喜剧美学论纲》、《世界喜剧艺术概观》等53部著作，发表文章500篇。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视协“特殊贡献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理论文章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数十项奖励。
他在《自传》中对自己人生的“错位”有这样的概括：“生于南国之滨，大半生却注定要在北京的四合院和西安的大杂院里度过；喜爱以形象思维见长的文艺创作，几十年教书和经商生涯却注定要跟枯燥的外文字母及阿拉伯数字打交道；性格本缺乏幽默因子，后半辈子却注定要与‘喜剧’结下不解之缘。”
2000年起他决定“换个活法”，下海从事文化产业。不料前半生只知读书写书的一介书生，在出任北京华百年传媒投资公司总经理后所遇上的第一个项目，竟是跟大名鼎鼎又刚刚取保候审的刘晓庆合作—作为投资方代表参与拍摄青春偶像剧《281封信》。通过与刘晓庆短短几个月的频繁接触，对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诸多旧友的认识，于是我们便读到了下面这番有着文艺评论家独特眼光的审视。
人们说，刘晓庆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女人。
她自己也多次表白：“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下了上面那个标题。
原因之一：经过各种善意的和未必那么善意的描摹、渲染、炒作乃至虚构和加工，她已被制作成无数个拷贝，但据我十分肤浅的近距离观察，那不是她，或者说只是雾里的她。
原因之二：在以往每次风波之后，她几乎都要感慨万分地宣布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惟有最近这一次未见她本人宣布过什么，但感慨于她终于开始成熟了的人反倒日渐多了起来。然而越是这样，我越发从她的沉吟、沉思，乃至沉默中生出“雾里看花”之感，而且随着与之交往日深，这种感觉也在不断加深。
晓庆是涪陵人，其故乡素有“雾重庆”之称，我们不妨透过缭绕于山城上空的重重迷雾，来透视一下这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雾都“魔女”。
遍体鳞伤的雷者
20多年前，一部《小花》震撼了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一句台词的翠姑裸着膝盖在石阶上跪行，殷红的血水宛若飘零的花瓣滴落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我记住了这个陌生而又大众化的名字—刘晓庆。
20年后，我作为电视连续剧《281封信》的出品人，和出任艺术总监兼主演的她共进晚餐，酝酿拍摄事宜。席间她劝我少点两个菜，我笑答：为了请翠姑吃这顿饭，我等了整整20年。
是的，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她吸引了我们几代人的眼球。
她所到之处，记者云集，行止坐卧，遂成新闻。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皆有可能成为媒体的爆料。
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一部《我的路》，曾使洛阳纸贵，引来万民声讨；一句“我是最好的”，更令习惯于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瞠目无言。
在这位笑傲影坛、浮沉商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艺术家兼文化产业经营者身上，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她睥视万物、我行我素的性格，却忽略了被这层狂傲外衣包裹起来的那种永不妥协的叛逆精神。
她似乎是个与生俱来的叛逆者。而且总是一叛到底，既不允许改良，也不俯就折衷。
她似乎是个与生俱来的行动主义者，总是走在奔向下一个目标的路上。
叛逆招来了流言和非议、批判和压抑。她的回答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抵拒。她不屑理会身上的脏水和脚下的雷群，对她来说，似乎周围空气中压根儿就不曾振动过那一阵高过一阵的围攻声浪。
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听命于惯性和任性，把已经开了头的事干得更大、更快、更张扬。
她的性格已无力阻遏，她的狂热已无力降温，她的悲剧已无力回天。
于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自己的嘴和手伤害得遍体鳞伤。
她坦言：“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
一家刊物披露她在秦城中曾对律师说：“从进来的第一天我便不许自己流眼泪，然而我没有做到。一个演员经常为虚构的故事流泪，谁又能在真实的遭遇面前不痛苦呢？我在体验我的生命低潮，也在体验别样的人生。”
从秦城出来之后，谈到自己在里面的感受时，她也说过：“从影以来总觉得天大的事我都有办法解决，‘进去’以后才知道我也有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时候。直到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多么无奈！”
这是一个遍体鳞伤的雷者舔着自己伤口时的痛苦反思。
无所不能者终于无可奈何。自信者终于不再自信。叛逆世界者终于开始叛逆自己。这就叫“物极必反”吧。
在我看来，这位遍体鳞伤的叛逆者一生中不仅总在跨越雷池，而且几乎永远都在雷阵。一般的人一生中上一回雷足以谈论一生，而她却不间断地奔走于若明若暗、星罗棋布的大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