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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直问：“戒慎恐惧是致知，还是致中？”先生曰：“是和上用功。”曰：“《中庸》言致中和，如何不致中，却来和上用功？”先生曰：“中和一也。内无所偏倚，少间发出，便自无乖戾。本体上如何用功？必就他发处，才著得力。致和便是致中。万物育，便是天地位。”直未能释然。先生曰：“不消去文义上泥。中和是离不得底。如面前火之本体是中，火之照物处便是和。举著火，其光便自照物。火与照如何离得？故中和一也。近儒亦有以戒惧即是慎独，非两事者。然不知此以致和即便以致中也。”他日崇一谓直曰：“未发是本体，本体自是不发底。如人可怒。我虽怒他，然怒不过当，却也是此本体未发。”后以崇一之说问先生。先生曰：“如此却是说成功。子思说发与未发，正要在发时用功。”
（25）艾铎问：“如何为天理？”先生曰：“就尔居丧上体验看。”曰：“人子孝亲，哀号哭泣，此孝心便是天理？”先生曰：“孝亲之心真切处才是天理。如真心去定省问安，虽不到床前，却也是孝。若无真切之心，虽日日定省问安，也只与扮戏相似，却不是孝。此便见心之真切，才为天理。”
（26）直问：“颜子‘择中庸’，是如何择？”先生曰：“亦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就己心之动处，辨别出天理来。‘得一善’，即是得此天理。”后又与正之论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正之曰：“先生尝言：‘此是见得道理如此。如今日用，凡视听言动，都是此知觉。然知觉却在何处？捉定不得。所以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子见得道体后，方才如此说。’”
（27）直问：“‘物有本末’一条，旧说似与先生不合。”先生曰：“譬如二树在此，一树有一树之本末。岂有以一树为本，一树为末之理？明德亲民，总是一物，只是一个工夫。才二之，明德便是空虚，亲民便是袭取矣。‘物有本末’云者，乃指定一物而言。如实有孝亲之心，而后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一〕。‘事有终始’云者，亦以实心为始，实行为终。故必始焉有孝亲之心，而终焉则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事长、事君，无不皆然。自意之所著谓之物，自物之所为谓之事。物者事之物，事者物之事也。一而已矣。”
〔一〕原注：张问达曰：“此下疑有阙文，读先生《大学问》自见。”
（28）先生曰：“朋友相处，常见自家不是，方能点化得人之不是。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29）先生曰：“至诚能尽其性，亦只在人物之性上尽。离却人物，便无性可尽得。能尽人物之性，即是至诚致曲处。致曲工夫，亦只在人物之性上致，更无二义。但比至诚有安勉不同耳。”
（30）先生曰：“学者读书，只要归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著句，拘拘解释，定要求个执定道理，恐多不通。盖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于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归在良知上体会方得。”
（31）先生曰：“气质犹器也，性犹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气质有清浊厚薄强弱之不同，然其为性则一也。能扩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32）直问：“‘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夫子哭则不歌，先儒解为余哀未忘。其说如何？”先生曰：“情顺万事而无情，只谓应物之主宰，无滞发于天理不容已处。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则不歌。终不然，只哭一场后，便都是乐。更乐更无痛悼也。”
（33）或问：“致良知工夫，恐于古今事变有遗？”先生曰：“不知古今事变从何处出？若从良知流出，致知焉尽之矣。”
（34）先生曰：“颜子‘欲罢不能’，是真见得道体不息，无可罢时。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罢时，只是未曾见得道体。”
（35）先生曰：“夫妇之与知与能，亦圣人之所知所能。圣人之所不知不能，亦夫妇之所不知不能。”又曰：“夫妇之所与知与能，虽至圣人之所不知不能，只是一事。”
（36）先生曰：“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人精妙。但其意有所着，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37）童克刚问：“《传习录》中以精金喻圣，极为明切。惟谓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之疑，虽有躯壳起念之说，终是不能释然。”师不言。克刚请之不已。师曰：“看《易经》便知道了。”克刚必请明言。师乃叹曰：“早知如此起辨生疑，当时便多说这一千也得。今不自煅炼金之程色，只是问他人金之轻重。奈何！”克刚曰：“坚若早得闻教，必求自见。今老而幸游夫子之门，有疑不决。怀疑而死，终是一憾。”师乃曰：“伏羲作《易》，神农、黄帝、尧、舜用《易》，至于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二圣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间矣。孔子则又不同。其壮年之志，只是东周，故梦亦周公。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自许自志，亦只二圣人而已。况孔子玩《易》，韦编乃至三绝，然后叹《易》道之精。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尧、舜，则恐孔子亦不自安也。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以求之者。’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之为不厌。’乃其所至之位。”
（38）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何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一〕
〔一〕原注：此条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或与第二六二条重复。
（39）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一〕
〔一〕原注：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此条与《拾遗》第四条当是同事异记。“狂者志存古人”约三十字见诸该条。惟其他诸语，只见于此。语有特殊意义，故并录之，宁重毋缺。
（40）先生尝语学者曰：“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一〕
〔一〕原注：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
（41）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叹曰：“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牵，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
〔一〕录自《全书》卷目钱德洪之《刻文录叙说》。
（42）先生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应良疑其难。先生曰：“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办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