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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了解我们是怎么变成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国家又是如何从我这样的人开始的，你得先明白我们与僵尸对战的特质。
就像其他战斗一样，我们最大的盟友是「严冬将军」。刺骨的寒冷，因为黑暗天幕而显得更加漫长凛冽，为我们争取了更多时间，可以为祖国的解放做准备。我们和美国不同，我们打的这场仗有两个前线，西边要守住乌拉山天险，亚洲难民又从东南方涌入。西伯利亚的情况总算是稳定下来了，但也不算完全安全，有许多难民从印度和中国跑来，又有超多冻僵的僵尸化冰复苏，每年春天都还有僵尸从冰封中融出。我们要靠冬季那几个月来重组军力，整顿人民，盘点并分配我们大量的武器。
我们不像别的国家针对战争来规划生产，俄国没有战略资源部门，除了觅食维生的产业，其他啥都没有。我们只有军事工业国家遗留下来的制度，我知道你们西方总是嘲笑我们这种「好大喜功的军备」，叫我们「疯狂伊凡」，还说我们国家「人民哭着要汽车和奶油，统治者拼了命制造坦克和枪砲」。是的，苏联既落后又没效率，而且堆如山高的军备拖垮了我们的经济，导致破产。但是祖国需要应战的时候，那些如山高的军备正好拯救了她的子孙。
（他指着身后墙上一张褪了色的海报，影像是一个鬼魅般的老苏联士兵灵魂，从天国递了一把粗糙的半自动轻机枪，给一个满脸感恩的俄国青年，海报下有行俄文写着「谢谢你，爷爷」。）
我是第三十二机动化步枪师的随军牧师，我们属于D类单位，第四级装备，我们兵工厂里最旧的装备。我们看起来像是爱国战争旧片的临时演员，拿着二次大战时期的PPSH冲锋枪和手动栓式枪机的步枪。我们没你们那种最新的超炫战斗制服，只能穿祖父的长军袍，粗糙又有霉味，羊毛还被虫蛀过，几乎连寒气都挡不住，更谈下上防咬了。
我们的伤亡率非常高，大部分人死于都会游击战，好多人是因为武器故障而死。那些枪砲的年纪比我们还老，有些早在史达林咽气之前就被丢在枪箱里，作为重组抽换的零件。你绝不知道「卡弹」何时会发生。僵尸一扑过来，你的武器发出「喀嗒」一声……这种事在我们第三十二机动化步枪师中很常见。
我们下像你们的部队那么整齐有组织，也排下出你们严密轻巧的「拉吉辛方阵」，也没有「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僵尸」的简约战斗方针。我们的战斗草率又残酷，用重机枪把敌人打成蜂窝，用火焰喷射器和卡秋莎火箭弹淹没它们，再用远古时代的T34坦克履带把它们轧个稀烂。这样既没效率又浪费，还造成太多下必要的伤亡。
我们打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是「优法之战」。这场仗打完后，俄国军队再也下进城追击僵尸，只趁着冬天将它们围住。头几个月我们学到许多功课：长时间的砲击后义无反顾冲进残砖碎瓦中，从甲街打到乙巷，这家打到那户，客厅打到卧室，到处都有太多的僵尸，太多的误击，还有太多被咬伤的男孩。
我们下不你们的部队有氰化丸①那种高档玩意，我们只能用子弹来处理遭受尸疫感染的同袍。但谁要去扣扳机呢？当然不是其他士兵。即使是基于怜悯之情，想让战友从尸疫解脱而开枪，也会让人忍不住想起当年的所谓兵变大屠杀。这真是最大的讽刺。大屠杀让我军有了力量，可以执行所有的命令，只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若是下令士兵杀死被感染的同伴，那可能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再次引爆兵变。
有一段时间，这项责任落在领导阶层的身上，也就是军官和资深士官。那是最可怕的决定，要看着这些人的脸，看着你负责照管的男孩，他们与你并肩作战、同吃同睡、生死相倚。执行了这样的行动之后，谁还能够专心扛下领导的重担？
在野战的指挥干部中，我们注意到显着的退步，怠忽职守、酗酒和自杀频传，尤其是自杀，几乎像是流行在军官团里面的传染病。我们第一次行动那个星期，部队丧失四位老经验的领导，还有三位新任排长和一个少校。三个排长当中，有一个是奉命射杀被咬士兵之后，自己就自杀了。另一个排长则是在射杀被咬士兵的当晚稍后自杀。第三位排长选择了比较被动的死法，我们称为「战斗自杀」：他自愿出超危险的任务，简直像敢死队队员，一点也不像负责的领导，他只带一柄刺刀就要对付十二只僵尸，最后当然战死。
而科瓦派克少校则是失踪。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我们确定他没有被掳走，也彻底清查附近区域，绝对没有人会单独在没有护卫兵的陪伴下离开营区，因为我们都清楚一个人乱跑的可怕结果。沙维奇夫上校发出一道正式声明，说少校出了一次长距离侦察任务，然后就失踪了，把一切讲得煞有其事，甚至说要推荐颁授他一等萝狄娜勋章。谣号口传千里，而且顶头长官阵前逃亡，对士气的伤害可是比任何事都还严重。我无法责怪那个人，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科瓦派克少校是个好人，强悍的领袖，在这次危机之前，曾三度到车臣出任务，也去了一次塔什甘。僵尸开始肆虐后，他不仅防止了连上的暴动，还带领全体人员以行军的方式，将补给物资和伤患从纱礼山的柯塔一路移防到里海的孟娜肯，整整走了六十五天，经历三十七场大型武力交战。三十七场！他早该当上教官了，绝对够格，他广泛的战斗经验备受注目，甚至被红军最高指挥部征召，但他都没心动，反而自愿要即刻归队执行任务。但他现在却成了逃兵。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十位军官就有一位自杀，他们以前说这是「第二次大屠杀」，这种大耗损让我们的战果几乎停滞。
另一个合理、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那些被咬的男孩自我了结。我还记得他们的脸孔，脏兮兮的，长满了青春痘，当他们含住步枪枪口，湿红的眼睛也随之睁大。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集体自我了结：在战争中被咬伤的人一起聚集在野战医院，同时拙下扳机。我想那是种安慰，知道自己并不是孤伶伶的死去。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慰藉，当然不是由我这儿获得的。
我是神职人员，住在这个早已失去信仰的国家，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接着又是唯物论的民主，使得这个世代的俄国人几乎不晓得也不需要宗教这种「群众的鸦片」。身为随军牧师，我主要负责搜集临终男孩留给家人的遗书，并分派所有我能弄到手的伏特加酒。这是个可有可无的职位，我知道国家正走向哪个方向，我也不觉得会有改变的契机。
正式进攻莫斯科前的几星期，也是科司楚马战役之后，我来到野战医院，为受到感染的弟兄做临终祝祷。他们已被隔离，有人被严重咬伤，有的还保持健康清醒。第一个男孩不到十七岁，他不是被僵尸咬到（跟他的伤比起来，被僵尸咬恐怕还比较好受一点），而是有一只僵尸的前臂被一辆SUl52自定砲的履带碾断，僵尸的断臂还连着血肉与断掉的肱骨，在末端形成锯齿形的断骨，锐利得像矛一样。僵尸伸手要抓男孩，结果僵尸的尖锐断骨正好刺穿男孩的旧军服，插进腹部（僵尸本来想抓他的腹部）。男孩躺在行军床上，腹部仍在淌血，脸色铁灰，颤抖的手握着步枪。他旁边横排了五名受到感染的士兵。我照例告诉他们，我会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他们要不就是耸耸肩，或者礼貌性的点点头；我收下他们的遗书，这是我该做的，请他们喝一杯，还分他们几支长官给的香烟。尽管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股奇异的感觉在我体内骚动着，一阵紧张，一股颤震的感觉一路传到心肺。当士兵把枪口对准他们的咽喉，我开始全身颤抖。「大家一起数到三，」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开口了：「一……，二……」数到二就停了。那位十七岁少年往后飞出，接着又弹到地上，其他人傻楞楞的瞪着他额头上的弹孔，接着看看我手上正冒烟的手枪，枪在上帝手里。
上帝在对我说话，我听见弛的话语在脑海响起。「别再犯罪了，」弛告诉我：「别再把灵魂交给地狱。一那句话是如此清晰，如此简单。军官杀死士兵，我们已赔上太多良善的军官；让士兵自我了结，更赔掉上帝太多良善的灵魂。自杀是一种罪，而我们牧师，是弛的仆人，被拣选成为弛在地上的牧者，只有我们能扛起十字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