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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番话，父亲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米隆听见外面传来父亲同瓦西里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他的心里腾起一股突如其来的对瓦西里的仇恨，这个人比米隆所能想象的还要精明得多。真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发现了米隆只是假装无动于衷，实际上怜悯娜塔莎。这个眼力厉害的恶棍、卑鄙的告密者，先给父亲递了小报告。
不过父亲的权力毕竟是非常大的。二十二年来，他是阿斯兰别克——米隆惟一的主宰者。二十二年来，他要求儿子对他言听计从，绝不争辩，并且让儿子相信，儿子对父亲不顺从不尊敬是一大罪过。米隆也相信了他，至今仍然相信，尽管父亲显然干着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瓦西里对他说了那些话，诸如倘若你不听话，即使为了名誉父亲也会第一个打死你。父亲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点连讨论都不用。
这一天躺下睡觉时，米隆感到自己是一个违犯了教规的人，罪大恶极。如果他注定要为了父亲的意志而牺牲，他一定会接受，就像接受命运的恩赐一样，绝不敢反抗，也不会寻求解脱的途径。如果父亲叫他去死，他就应该去死。这再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他应该服从父亲的意志，这就是常理。
米隆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装的还是昨天睡下时装的那些念头。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了娜塔莎。好，他应该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接受死亡，如果这是父亲的意愿的话。父亲有权力自行决定自己儿子的命运，但是谁给他权力决定一位俄罗斯姑娘的死活呢？娜塔莎信任他，米隆，她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等着他拯救她。难道仅仅因为父亲要他意识到自己有错或者有罪，他就丢开她不管不顾吗？好吧，他可以去死，如果必须这样，但是他也得想办法把这姑娘救出去。他无权退缩。父亲认为怜悯一个俄罗斯姑娘、一个非穆斯林、一个异教徒的女儿，这是罪过。好吧，就让他，阿斯兰别克，做一个违反教规的罪人。况且，毕竟他还是一个男人！他有责任保护小孩子，即使是异教徒的孩子也罢。
既然如此，就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问题是莫斯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娜塔莎的电报？奥伦堡距喀尔巴阡山可不近，如果送电报的人从里沃夫坐飞机走，那不会早于明天。还有从这里到里沃夫的一段路程呢。首先得坐汽车到当地的飞机场，接着坐四十分钟的老式“玉米机”，而且到奥伦堡还不是每天都有航班。假定莫斯科收到电报是后天，那么就可以开始逐步实施下一阶段的计划。莫斯科方面收到电报之后，应当过几天，寻找娜塔莎的人才能理清头绪，如果还有人寻找她的话。如果他们能猜透米隆的用意，如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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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均非常健康的人。他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对令人不快和忧心忡忡的心情有特别强的排除能力。他善于不去想他不喜欢或是不愿意的事情，他也善于让自己不去牵挂他不想操心的事情。二十年坚持不懈地拿女人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做实验，他竟然能够做到从来不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极不道德和伤天害理而心虚胆怯。他有自己的目标，也只有这个目标令他心驰神往。他永远不能忘怀，当他提出的理论受到嘲笑讥讽，被一起共事的同行们斥为没有前途、违反科学而予以否决时，他所体验到的刻骨铭心的怨愤。沃洛霍夫想向自己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这一点今后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知道，这对他就足够了。二十年来他的头脑中连想都没有想过，一旦他的理论被证实，会带来滚滚财源。他的钱够多的了，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杰出的诊断医师和放射性应用治疗血液病的学术带头人，这使他名利双收。通过自己不合法的科学实验牟取暴利，他根本没有想过，这在他而言，是纯粹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思想。
5月中旬碰到阿尼斯科维茨老太婆，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不愉快。更令人不快的是，这次相遇照她所说并非偶然邂逅。原来，老太婆跟踪他好几个月了。这一次她有意相遇，是要给他上一堂道德课。他平静地对待同叶卡捷琳娜的那次谈话，他并不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认为，阿尼斯科维茨不会再打扰他，不会再在路上截住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太婆不过是要吓唬他一下，教训几句，然后就忘了，依旧忙她的事情。但是，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见面之后不久，沃洛霍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听说了您的实验。我们对实验很感兴趣。考虑一下您的条件，开个价。我们还会给您打电话的。”
沃洛霍夫当即大惊失色，因为事出意外而六神无主，甚至连答话都顾不上了。而打电话的那个人不待他回答，自顾说完就放下了话筒。他一再回想这个电话，力图事先想好几句话，以备他再来电话时好妥为应对。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我没有进行任何实验……”
随即他就明白，这些话都不合适。他们既然打电话，就是说他们知道底细。不承认有什么用？
“我的科学实验尚无结果……”
“我不需要你们的钱……”
“我不拿科学做交易……”
所有这些话在他看来都显得笨拙无力而且不得体，没有说服力，透着做作的小家子气。他明白，他们会以张扬相威胁，不过他对此倒不是特别害怕。他就以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相回敬。女人？不错，有过。那有什么，难道犯禁？孩子？不错，他的女人们生有孩子。难道这是犯罪？在孕妇身上做实验？你们说什么？我是个诊断医生，我运用放射学方法检查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这些方法取得了专利权，是得到承认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哪位妇女需要用我的专长进行治疗，我就给予她治疗，还能怎么样。对了，我曾经用研究所的化验室为自己的情人们做过检查。这不对。你们处罚好了。但是，一不偷，二不砸，并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经常生病？有什么办法。第一，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生态环境极差；第二，这与我本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唉，身体留下很多良好的愿望，可是暂时没有人能够废止遗传规律。毕竟这都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
总而言之，他不怕揭发。归根结底，没有谁能指认出他所有的女人和孩子。仅仅除了一个声称对他跟踪盯梢列出了名单的叶卡捷琳娜。平心而论，根据她说的数字，她列出的名单确实齐全。但是叶卡捷琳娜死了，死得恰逢其时。然而沃洛霍夫博士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方法交到别人的手里。他全都了然于胸，什么人为了什么需要这种方法。现在，实验臻于完善，只需等着卓娅和薇拉的孩子出生了。他相信他就要大功告成了。他学会了挑选智力优越、身体耐力与韧性超群，同时又绝对顺从听指挥的人做实验。理想的执行者在居心叵测的人手中，既可能成为超可靠的警卫和不屈不挠、不知失败的士兵，也可能变成狡猾的罪犯和雇佣杀手。
沃洛霍夫不想把自己的方法教给任何人，因为他清楚地看见了其大规模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当陌生人终于第二次打来电话时，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也不打算向你们出卖什么。”
“好吧，”电话那头说，“您是舍不得。我们自己来向您讨教您的方法。”
这次通话之后的几天中，沃洛霍夫坐立不安，提心吊胆，等着随时有人来抓他捆他，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刑讯拷问；或者到他家破门而入，偷走所有的笔记；或者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暴行等等。
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既没有攻击他，也没有偷他的文件。于是他渐渐平静下来，终于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件事情了，就像同阿尼斯科维茨谈话时他对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见我不怕他们，也就缩回去了。”这样一想，人也轻松舒服了许多。沃洛霍夫博士排除不快和惊恐意念的机制又正常运转了。
然而今天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告诉他说，有人绑架了娜塔莎·捷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