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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教师的反击没有让她下不来台，也没有把她弄糊涂。她拿上自已被画出了“错误”的练习本、教科书和字典立即径直到了教员室，把学校所有的教师叫到现场主持公道。一位老物理教师哈哈大笑，承认当然是卓娅对，但是其他教师的反应就不尽一致了。他们没有明确表态，请卓娅离开教员室，借口要在课间休息结束前研究几个“业务”问题。当门在姑娘身后关上时，一群女教师异口同声地指责物理教师说：
“您疯了，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怎么能允许孩子批评老师？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而您却让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怀疑她。怎么好意思！”
“尼娜·斯捷潘诺芙娜不通俄语，难道是我的错吗？应该是她不好意思而不是我，更不是卓娅。同事们，我不得不让你们伤心。不过，标准规范的母语知识现在太少了。你们大家都写错别字，虽然不至于泛滥成灾，但是经常写错。所以你们等着瞧，这类错误会层出不穷。这是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的铃声。”
但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铃声却没有震醒自身文理不通的老师。他们经过简单的商量，决定给姑娘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在地理课上，她被叫到黑板跟前，给她出的都是些表现问答，虽然她回答得十分准确，严格按照教科书，指点地图上的各个地名一次差错都没有出。女教师轻而易举地提出了几个远远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范围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卓娅一点也没能答出来，班级日志上记上了她有生以来第一个刺眼的“二分”。
“惭愧，斯米尔尼亚金娜，”地理老师幸灾乐祸地说，“你的家庭作业做得很差。我早就注意到你这一点了，但是我宽容了你。下不为例。我现在每堂课都要问你，所以你要好好记。”
到周末，卓娅除了物理、英语和体育课之外的其他课程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复。教物理的老头不违背自己的原则，而且为自己的拼写心安理得——老经验了。英语老师阿拉·谢尔盖耶芙娜认为这个问题对自己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她的英文书写非常规范。至于不久前刚到学校来的体育老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塔什科夫，他没能给卓娅出难题，尽管他很想：她的体育素质非常好，她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田径组训练。必须赞扬塔什科夫的是，他没有参与集体整治六年级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愿望。
但是女教师们全力以赴。“二分”和“三分”从各个方向伴随着诸如家庭作业做得不好、笨头笨脑之类鄙视的责难向卓娅袭来。但是到学年快结束时，不得不“刹车”。按照所打的分数，卓娅应该被认为成绩不好，要留级一年，而留级在当时披认为是老师的次品。必须扭转局面。“二分”逐渐消失，被“三分”甚至偶尔被“四分”取代。简而言之，让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升到了七年级。
暑假期间，大家都逐渐冷静下来，9月1日，老师们准备给卓娅不计前嫌论绩评分，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固执任性的姑娘又一次显示了自己。这一次她的牺牲品是决定在课堂上采用极讲究的教学派头、建议学生们就“彼得一世的改革”组织一次辩论的女历史老师。
“你们要提出对他们改革有利的理由并反驳他们，”女教师解释道，“我将把你们的论据写在黑板上。然后我们做总结。”
说完，她用粉笔画了一条线，把黑板对半分开，在这一边写上“正方”。在另一边写上“反方”，就是这样，写成了字母“A”。
孩子们开始举手，卓娅也举起了手。
“好，斯米尔尼亚金娜，我们听你说。”
“‘反方’字母应该是‘O’。”卓娅平静地说。
女教师转过身，看了看黑板。
“我写的就是‘O’，你怎么了？看不清吗？如果是，你应该戴上眼镜，而不是批评老师。”
“我说的不是第四个字母，而是第一个。第一个字母也应该是‘O’，而不是‘A’。”卓娅低声但坚决地说。
女教师的脸涨得通红。当然，把厚脸皮赶出了课堂。然后，整治重新开始，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次更为激烈。女生斯米尔尼亚金娜所做的一切都不好，尽管这件事本来做得很好。一直到十年级，她所有的作文从文理角度均无可挑剔，题目“不公开”，但是所有科目的口头答问时，她一道补充问题也回答不上来。谁都已经想不起来卓娅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还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她的脸上永远凝聚着受惊吓、受折磨的表情。而被叫上讲台变成了一场噩梦。看来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它。有计划地把她培养成一个十足的三分生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中学毕业证上只有两个四分——物理和英语，遗憾，毕业证上没有体育。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萨沙·塔什科夫，体育老师的儿子还在三年级，在父亲没有带着他转到别的学校去的两年中，小男孩默默地崇拜着卓娅。下课后，萨沙到体育馆，耐心地等待父亲结束训练，在安静的大厅后面的小房间里做家庭作业。这里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办公室，他在里面换衣服并存放体育器材。他经常看见六年级（然后是七年级、八年级）的一位身材匀称的漂亮姑娘，她就像是他的可望而不可及、完美绝伦的崇拜偶像。而且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每星期课后在由他的父亲指导下的田径组训练三次，于是萨沙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称赞她。
“多么出色的姑娘，”大塔什科夫总是说，“天赋条件极好加上勤奋上进，她要是再多一些自信就好了，我就把她培养成一名冠军，要是允许的话。”
转学对萨沙而言几乎成了一场悲剧，因为他再也看不到自己崇拜的偶像。当他在新学校的体育馆突然看见卓娅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原来，父亲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小组，并且邀请卓娅跟着他训练。萨沙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命运对他太慈悲了。他哪里知道，只有从事体育的时候，姑娘才能不怕粗暴的吆喝和对自己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的指责。不管怎么说，一直到七年级，萨沙还有可能一星期三次见到卓娅，甚至同她说话，至于更多的，他则没有幻想过。
卓娅没有上大学，虽然她递交了毕业文凭，甚至好好复习参加了第一门入学考试，但是她没能走到主考席前，只是因为害怕晕倒。她自认为，现在又重新走进了刚刚挣脱的那场噩梦。她将是最不好的、最没有用的、最差的人，一个讽刺嘲笑的对象。她当时一直弄不明白，事实上一切已经过去。她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是因为她纠正老师的语法错误而老师们集中打击她，以防学生们群起效尤。然而她竟相信除了会正确书写以外，自己真的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凭这样的条件，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当校对员。于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就走了这条路。干这项工作不需要受高等教育，只要识字就行了，如您自己所知，上帝给了她充分的识字能力。她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年。开始在莫斯科一家大出版社，后来在一家大型科学杂志社，那里特别器重她快速记住专门术语写法的能力。如今这家大型杂志社关闭了，现在卓娅在一家受欢迎的周报社当校对。她中学一毕业就停止了体育训练，因为她不准备当冠军，她简直完全失去了当冠军所必需具备的心理素质。在出版社里人们对她极好，对她的工作质量和速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在学校，准确地说是近四年半中经常受到的创伤留下的后遗症，使年轻漂亮的女运动员变成了灰心丧气、沉默寡言、萎靡不振、胆小怕事的姑娘，她把周围的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不应得到的好感。
甚至没有人蓄意向她献殷勤，到了这一步，卓娅自己也不指望博得别人的好感。她害怕正眼看人，再不敢多笑一笑，更谈不上多说几句话，甚至说笑话。她给自己戴上了十字架，如果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里出现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她会背着十字架过上一辈子。他关于激光治疗血液病的论文要在卓娅当时工作的那一家大型杂志上刊出。
但是，亚历山大·塔什科夫既没有看到萎靡不振，也没有看见灰心丧气。他看见的依然是他像童年时一样爱慕的匀称、漂亮、温柔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