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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不会撒谎吗？他就那么可信？”朱骛子的母亲又问道。
“哎，他没有撒谎。当时，有一个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职员恰好来店里买衬衫，这个职员看见了植田。听了警方调查得来的详细情况，连我也觉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可信的。”朱骛子回答。
“这么看来，凶手是别的人罗？”
“不，不是这么回事。猿丸先生说：‘凶手肯定是植田。’他说：‘可以肯定，鬼贯君是被植田假造出来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所蒙蔽了。’可是这个假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又毫无破绽……”朱骛子低声嘟哝着，像是讲给自己听似的。
朱骛子的母亲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女儿才好，只得不胜怜悯地注视着女儿。她曾经扳着指头翘首盼着的结婚后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场美梦而已。
“别那么悲观失望，天无绝人之路。喏，把碗递过来，今晚我做了阿骛你最喜欢吃的炸虾饼呢。”朱骛子的母亲强作欢颜，嗓音明朗，像是在替女儿鼓气。无论怎么说，在当时那种场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适当的话了。
且说这个时候，鬼贯正在国分寺的自己家中独自吃着晚饭。他一个人过着连小猫都没有一只的独身生活，晚饭当然很简单。
鬼贯回想起白天在虎门的咖啡馆会见针生朱骛子的情形。当他把调查结果告诉朱骛子时，她的神情懊丧极了。想到这些，鬼贯觉得很不是味儿，下颚不由动弹起来。根据内衣商店老板和荞麦面馆老板提供的证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阶堂隆吉是凶手了。
话虽是那么说，但是鬼贯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这桩案件老是在心头萦回。若要说这种想法有何根据，那连鬼贯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松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他总算发现，问题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据小早川所说，植田在开支票的时候忘了签日期，植田是从内衣商店回来后补签的。对于这件事，鬼贯表面上像是听听算了，但内心里总觉得植田的行为有些反常——对一个开惯了支票的人来说，那毕竟有点粗心过份了吧。
可是仔细一想，似乎又没有必要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费精力侦查一番。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鬼贯又觉得这其中好象潜在着某种目的，植田也许是故意那么干的。鬼贯便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了当事人植田的地位上来分析，还反复考虑。如果植田他在签名问题上不那么干，会产生什么不方便？
鬼贯认为，恐怕植田预料到员警会怀疑他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也一定料到员警会怀疑那个在书房里吃荞麦面条、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还是替身？植田博人有两个兄弟，一个名叫雅人，一个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员警在迫不得已时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植田请求兄弟来做替身，并和妻子合谋，他植田演的这出戏不是不可能瞒过证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预先明确，那个与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别人替代的，于是就考虑到只有采取留下笔迹这个办法了。而开支票就是实现这一办法的一种手段。
要是在开支票时把金额数、署名、日期等专案一次填好的话，离家之前是他植田本人这一点虽然可以毋庸置疑，但是从内衣商店回来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植田本人就没法得到确证了。于是植田必须设置一个证据，以证实从内衣商店回家的人确实仍是他植田本人才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要招致不必要的怀疑，也就是为了使他植田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无懈可击。因此植田就采取了在离家前和归家后分两次留下笔迹的办法。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好象并不是非支票不可，也可以利用写字台上的笔记本写下些什么字迹。其实不然，植田的目的是为了替日后留下证据，要是小早川不慎将留下字迹的纸遗失，那就麻烦了。鉴于这种情况，植田想到支票倒是最理想的—支票这贵重物品会使对方慎重对待的，而且支票使用过后，银行方面也会保存一定的时期，一旦有所需，就可以拿出来作证。
洞悉植田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举动中竟然隐蔽着很重要的机关，鬼贯可吃了一惊。与此同时，鬼贯思考起这么一个问题来。植田连这种细小的地方都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可见他那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安置的伪证。
四
第二天傍晚，在大家纷纷离开公司下班的时候，很出乎朱骛子的意料之外，她接到了鬼贯打来的电话。鬼贯说，有话要谈，请朱骛子去一次。
朱骛子乘上地铁在神宫外苑下车，她不认识电话申指定的场所，白白耗费了一些时间之后，总算发现鬼贯坐在长凳上。
“哟，欢迎。我想，昨天我那些冷酷无情的话一定让你感到悲观失望了吧。”鬼贯说。
朱骛子觉得，与昨天的谈话相比，鬼贯今天的神情和嗓音很爽朗，仿佛换了一个人。她看看对方的大眼睛，又看看他那拉长了的下颚，心里在想，他将说些什么呢？朱鸳子小巧端正的脸上浮现出期待的神情，接着又混进了稍带恐惧的表情。鬼贯往下说道：
“你昨夜睡得好吗？失眠了？这是我的不好，请你原谅。不过今天我有好消息了。在咖啡馆会被别人听去的，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
一个牵着狗的青年从嫩绿的树叶下通过，鬼贯便闭上口不作声了，直到那个青年在前面拐了弯消失之后，鬼贯才回过头对朱骛子说道。
“昨天晚上，我从各方面再次分析了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结果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向你谈过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了带决定性的证据，它可以证明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伪造的。”
“啊，你发现的是什么呀？”朱骛子问道。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的。那是我好几次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一直熟视无睹，直到昨晚才恍然大悟。”
“听你这么说，我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你这话意味着植田伪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已经被识破了？”
“不，这二者有一定的关联，但严格地说来，当是两码事。不过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反正是不能成立了。”
“啊，”朱骛子张开了红红的嘴唇，露出一口雪白发亮的牙齿。那样无懈可击，连鬼贯自己都几乎打了保票的完全可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到底被识破了吗？
“说来是很平常的事，只须把钟表的指标拨慢一个小时就行了。这种手段虽然简单，但是怎样才能瞒过证人的耳目却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凶杀案发生在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之间，。若问在这两个小时内，植田氏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支柱是什么？当然是钟表的指针。请你算一算，在这桩案件里，不管是直接有关还是间接有关，共牵涉到几只钟表？”鬼贯说。
朱骛子扳着柔软的手指慢慢地数着说道：
“首先是植田家书房里的座钟，还有证人小早川的手表；此外，九点钟播送莫札特乐曲的广播电台的报时钟也该考虑进去吧。”
“对，除此以外，橱原内衣商店的钟也应该算上；最后还有送炸虾面条来的荞麦面馆的钟。总共是五只钟表。植田氏把这五只钟表分别拨慢了一个小时，于是伪造了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至于植田氏是怎么安排而达到了目的的？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总算解开了这个谜……啊唷？”鬼贯的视线落到了戴在朱骛子纤细手腕上的手表上，“这只手表很惹人喜爱呢，可以让我看看吗？”
这决不是那种值得赞赏的手表，朱鸳子稍事犹豫后，无奈何地摘下了手表。
“这是国产的便宜货。”朱骛子说。
“很有气派。一个人要是戴上那种叫作什么‘臭虫’〔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小型女式金表。〕的走私表，连人都会显得轻薄、肤浅了哪。”鬼贯说。
鬼贯的语调并不象在特意恭维，他接过手表，边瞧边继续中断了的话题，
“且说小早川君，他说他进植田氏的书房时，书橱上座钟的指针正指在八点五十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