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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时期，九品以上官吏和得到中正品第的人，都成为士，其他人就成了庶人。进入权力中心的所有机会几乎都被士人垄断了，士人和庶人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士族家庭出身的男子，一出生注定要做官，士人代代相传，个个锦衣玉食，荣华享尽，迅速地腐朽堕落。当时有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可以当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只要能在信中写几句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选自《颜氏家训·勉学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士族子弟从精神到体能都开始全面衰退。梁朝时的建康令王复，出身士族，见到马喷气和跳跃，就吓得要死。他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
士族自身的腐朽加速了他们的败亡，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到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着。有官爵的人，仍称为士；免掉官爵的人，就成为庶人。到宋朝以后，“士”或“士人”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于丹告诉我们“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她接下来说的是宋朝以后的某部作品，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接下来说的是《论语》，那么她的解释就未免太过笼统，太不体谅读者了。
“君子喻于义”中的“义”能理解为“
适宜”吗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在第59页写道：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孔子的这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一般将这句话理解为：“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于丹教授为什么要将这里的“义”解释为“适宜”呢？
《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在这里“宜”应该与《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比较接近：“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而不是于教授解释的“适宜”。
网友塞外李悦也对于丹的解释提出了异议：
“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义”在《论语》中共出现了75次，但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试图对“义”进行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也就是说天道就是无私。那么朱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符合无私的天道的就是“义”。可见，网友塞外李悦说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也有一定的道理。
于丹将“义”解释为“宜”，是因为看了《中庸》的解释，还是受到韩愈和朱子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稍有古汉语常识，就不至于误解该字意义的。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中，“义”和“利”是对文，两个都是名词。在“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一句中，“宜”和“欲”是对文，两个都是动词。怎么能用“适宜”来解释名词“义”呢？
既然于丹误读了孔子的“义”，那么“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到传世文献中去寻找线索，再通过理性的分析寻找答案。
春秋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逐渐解体。原有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也伴随生产关系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各阶级或阶层原有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去争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不断，奴隶、平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强以凌弱，众以暴寡”、“臣弑君，子弑父”等现象层出不穷，西周的政治思想制度固有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陷入结构失衡的危机，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和选择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
当时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士农工商都在孜孜求利，“不余力而让财”（《史记·货殖列传》）。对“利”不知厌足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从政的只想着如何不择手段往上爬，连起码的良知都放弃了；从商的只想着如何从消费者手中榨取更多的钱财，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掺水造假；做学问的为一己之私，可以放弃人格、误导舆论；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到时可能会人人自危，吃饭怕吃到陈化粮，喝酒怕喝到
甲醛酒，做生意怕被黑吃黑……这样的社会还适合人类生存吗？
就算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社会秩序也应该重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创始人孔子凭着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济世救民的历史责任感，在总结、继承西周尊礼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新政治秩序和新道德秩序的重建任务。
传统的西周尊礼文化为孔子提供了道德参考坐标，同时结合现实的社会需要，孔子提出了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社会人伦关系，从而建立起既符合新兴地主阶级需要，又能使天下迅速恢复稳定秩序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礼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中“义”与“仁”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仁”是一切道德的源泉。先来看看《论语》中“仁”的描述：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就是仁的根本。”）《论语》第一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将自己克制在礼的范围内就是仁。”）《论语》第十二章。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就是仁。”）《论语》第十二章。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将五种美德推行于天下的就算是仁了。”子张问这五种美德都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可以不受轻侮，宽容可以赢得人心，守信可以得到人的信任，机敏可以建功，恩惠可以领导众人。”）《论语》第十七章。
在论语中“仁”似乎和很多概念有关，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自觉的受礼的制约也称为仁，仁又与爱、恭、宽、信、敏、惠这些美德联系在一起。可见孔子主张的“仁”和“义”都是比较抽象的道德判断标准。
正是因为“义”与仁一样是比较抽象的道德判断标准，因而君子的一切具体的品行都要受到“义”的节制。《论语·子罕篇第九》有言：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智者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仁者悲天悯人，其心浑然与物同体，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其为忧，恻怛广大，无私虑私忧”、“勇者见义勇为，志道直前”。
这里孔子认为智、仁、勇都是君子的优秀品质。但孔子又说：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第十七》）
就是说，“勇”要受到“义”的节制才是善的，否则，勇不但不是善的，反而会为乱社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