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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天，技术组搬房子搬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想吃夜餐充饥。本来厂里每天给夜班干活的开一次夜餐（_技术组因系临时加班，不在开餐之列），技术组的人便想用第二天的餐票去吃当天的夜餐，向食堂厨师提出要求。厨师不同意，说：〃夜餐是事先预定好的，你们没有报餐，就没有准备你们的。〃他们认为自己凭餐票吃饭，而又加班到深夜，开个夜餐是合情合理的事，可以变通办理。厨师说：〃 你们去找食堂事务长，他同意了，便可照办。〃于是他们去敲事务长的门。没料到这个事务长从睡梦中被吵醒，怒气冲冲，不但不同意，反将他们训了一顿。按常理，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哪知这个事务长向厂里汇报，称他们聚众闹事。厂里不分青红皂白，第二天立即组织全体劳教人员讨论这件事的性质，人们众口一词说是反改造行为。过了两天，厂里突然上纲上线，宣布：这是一起利用粮食困难的反革命暴乱，是罪上加罪。为首的技术组组长彭一农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副组长李长恭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就这样，在〃莫须有〃的名义下，他由劳动教养改判为劳动改造，由新生电机厂押解到望城县坪塘新生水泥厂劳改队服刑去了。
不久，郑昌壬也由株洲新生工程队调到坪塘新生水泥厂就业，他和李虽在一个厂，但因为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劳改，不在一起。据郑对我说：李长恭几经挫折，但他仍是〃炮筒子〃性格，〃虎死不倒威〃，在劳改队中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除了劳动起来出大力，干重活，走在人前外，劳动之余还演相声、说快板、排活报剧，他对生活一直是满怀信心的。同监的一个青年见他文学修养好，主动要求向他学习，他也就乐于手把手地教他。
过了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潮来到了，开始姚文元写了《评三家村》的文章，点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于是到处抓〃三家村〃，居然荒谬到在劳改犯人中也抓起〃三家村〃来了。于是，李长恭、那个小青年、连同另外一个人便成了新生水泥厂劳改队里的〃三家村〃。在那个不讲理的荒唐时代，人性完全受到了扭曲，人与人之间只有仇恨，只有猜忌，谁还讲道理呢？有人举报：他写的一首旧体诗是反动诗，要狠批狠斗。一个堂堂的硬汉，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打击，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这种精神上的磨折，实在逼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忍无可忍，觉得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他想到绝路上去了。
在一个出工的清晨，他在劳改队后面开凿石头的一个深坑里正挑着一担石头上来，同劳动的犯人谁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他慢步走到最高的石山上，将箢箕放在一旁，又把戴的眼镜放在石墸撸抛阕阌惺嗾筛摺⒐质揍镜拇罂永铮偷淖萆硪惶愕醚饽：凵硭楣恰Ｋ狼懊挥辛粝氯魏我攀椤＞驼庋谑芫×肆枞柚螅桓瞿昵岬摹⒒共坏饺甑纳涝堕婷鹆恕５崩透亩拥募喙苋嗽蓖ㄖㄒ坏那兹恕⒁恢钡却慕髋牙词帐保俏还媚锛负蹩薜猛床挥Ｕ庹媸恰ǹ闪房永锕牵淌谴汗朊卫锶恕ò。 �
数数日子，李长恭含冤死去已经四十多年了。那时出生的人现在已是孩子的爸爸、妈妈，有的还出任各级领导，他们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旷古的悲剧。李长恭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已越来越模糊。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热血青年，活在人间不到他正常生命的一半（连婚也没有结）就受尽迫害，过早地饮恨而死。这难道正常吗？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刚七十出头，他该能替国家和人民做多少事，作出多少贡献啊！可能他写的通讯和文艺作品，足够出好几本书了。他本是一个清清白白的青年，是在新社会长大、党的教育下成长的，为什么新社会竟不能容许他活下去，而要逼得他走上绝路、血溅牢狱呢？这是谁之罪？回溯起来，在革命的途程中，有无数革命烈士前赴后继地付出了血的代价：既有江姐、许云峰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牺牲在敌人的炮火前，可还有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坚持真理的好儿女死在自己的国度里，死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啊？李长恭的死难道不也一样么？李长恭由响应号召提意见到开除劳教，又由劳教到判刑劳改，由劳改借抓〃三家村〃大搞文字兴罪，逼得他走上绝路，这样血淋淋的惨事，至今还令人怵目惊心。难道不应该痛定思痛地反思历史，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朝后看〃就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培养五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但这只说了事情的一面，光要别人〃不怕〃，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去受屈辱，去坐牢、去死，但为什么就不能营造这样的环境：以宪法和法律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整个国家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让人的正常权益得到保护，不让正常人遭受杀头、坐牢、离婚、撤职、开除党籍的冤枉呢？在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冤枉死去的人该有多少？又牵连到多少家属与亲人？给国家的人才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对于这些，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在保障人权的制度上有哪些问题与缺陷么？今天我们老是说人才缺乏、人才流失，如果我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来对待，那又怎么会人才辈出呢？当我想到李长恭的死，想到上述这些问题时，久久地陷入迷惘的沉思之中。
鲁迅在悼念亡友时曾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李长恭也真死得太冤枉，死得太年轻了！如今，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想起他的死，还想起廖意林大姐和蔡克诚、欧阳楠的死，想起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冤魂，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但我们又该怎么在他们淡红的血迹中继续奋然前行呢？ （写于2000年7月20日）
黄德恬胞兄黄德瑜你在哪里
我离休住深圳。2 0 0 0 年1 1 月初，我二哥德瑜的独生子选儿（曾用名黄辉选，现名张宏），在他工作的深圳特区报社收到湖南日报社罗印文同志的来信。信中说：由老社长李锐同志倡导，原新湖南报1 9 5 7 年受迫害同志正在编一本书，由当年受害者撰写文章，回忆被错误批斗情况以及随后的苦难生涯，以警示后人，期望悲剧不再重演。许多老同志在文中都提到黄德瑜同志，对他的刚毅正直，对他的悲壮抗争，无不钦敬而又扼腕叹息。请收信后写一份你父亲的简历寄来，以便在书中有所记载。
选儿1 9 4 7 年出生，跟着二嫂从沅陵到安江，1 9 5 7 年年初才从安江到长沙，当时不满十岁。十年中他们父子离多聚少，我二嫂于1 9 8 9 年7 月仙逝，四十三年后的今天要提供一份准确的简历很是为难。于是，选儿请我回忆撰写。
黄德瑜，湖南省沅陵县首善镇（今沅陵镇）人。生于1 9 2 4 年2 月。汉族。父母家中原有一间小百货铺，并有田土约八九亩，全家常有人口十人左右，口粮不够自给。兄弟姐妹女四男三，德瑜在兄弟中排二。抗战时期1 9 3 9 年8 月8 日，日本飞机轰炸沅陵城区，通街起火，一片焦土，小百货铺化为灰烬，全家迁往城郊狮子岩，搭茅屋栖身。二哥刚小学毕业，被迫辍学，为生计奔忙。
当时湖南省政府在所里（今吉首）开办湘西师资训练班，为湘西地区培训教员，二哥考入。该训练班的教师，多系江浙地区逃难来湘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在此受到良好教育，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1 9 4 1 年以后，二哥先后在沅陵私立豫章小学和沅陵简师附小担任教员和教导主任。课余他坚持自学，进步甚快。他爱好写作，常有文章见报。其时有位有爱国思想、来沅陵行医的浙江难民陈祖培，在他自己的诊所门外办板报，每天一期，宣传抗日，也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因此，他们二人认识后常来往。在他们周围有了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荒地社〃的文学团体。
1 9 4 6 年7 、8 月间，二哥在简师附小任教导主任，突得校长陈士英通知，沅陵国民党县党部以异党（共产党）罪名即将抓捕他，陈促其立即离开沅陵。
我的大哥这时已考入江苏审计处，日本投降后随迁到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