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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里，既感到无限温暖，工作起来又非常自觉，干劲十足。后来廖大姐升任副总编辑了，官大了，可她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仍然和从前一样，微笑、和蔼、谦虚。
到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她调到省委宣传部出任宣传处长，我们跟她的交往便少些了。但从宣传部同志的口里得知，她工作非常忙碌，干事细致入微，对人还是那么和蔼可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疏远了，加之工作不在一起，自然而然接近也就更少了。可是她那亲切、和蔼的形影，始终印在我的心头，给了我榜样般的力量。我觉得工作、做人就应该以廖大姐为师，像她那样。
在1957年，开始是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鸣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突然矛头一转，刮起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在这场风暴中，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被卷了进去。当时，李锐、朱九思同志都已调走，报社只有继任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领导工作，而我们在工作中执行的办报方针都是遵照李锐、朱九思同志教导我们的、党的一贯的新闻路线，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谁知此前省委从益阳调来一位叫周惠的书记，由他负责管报纸工作。他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并不尊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而要报纸突出宣传他，一切听他的（当然他是打着省委的牌子）。他说： 〃有关省委的报道和文章，要登一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他这样说了不下十多次。当然报社同志觉得自己奉行的是党中央的方针，地方应该服从中央，把中央放在首位，不能完全听他的，突出他。他便认为大逆不道，到处说报社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是〃小匈牙利事件〃，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调来一个唯命是听的他的亲信官健平出任总编辑，又调来一个原来在湘潭地委就犯过宗派错误的孟树德出任副秘书长，而把社长邓钧洪、编委李冰封调走，把编委柏原调去学习，借口报社干部实际工作经验不足，调来一批地方干部〃掺砂子〃，企图改组新湖南报。官、孟他们不学无术，会拍马屁，唯周惠之命是听，执行一条名曰〃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的办报方针。官健平说：〃要紧跟省委，不但思想紧跟，人也要紧跟。〃孟树德竟肉麻地说：〃要扑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于是，在办报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突出政治还是突出经验技术、突出宣传中央还是突出宣传地方、突出中心与照顾一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与报社多数编辑、记者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年以报社多数编委为一方，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办报方针争论。他们虽没有道理，但利用手中的大权，作威作福，到5_7_年便利用反右派斗争的机会，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打了一个为数几十人的党内〃邓、苏右派反党集团〃，编辑委员中三分之二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编辑、记者大都被打倒。全报社140多人划了54个右派，连中右算在一起有70多人，几占人数的二分之一。我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名〃小丑〃，也成了右派分子。苏辛涛是廖大姐的丈夫，被打成右派集团的头目，这时她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此后为时不久，到了1959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忠厚、谦和的廖大姐难逃劫难，受到批判，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加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到湘阴屈原农场劳动改造。一个女同志年纪不小了，孤苦伶仃，带着幼儿独自在乡下生活，其遭遇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1961年，我作为右派分子恰好也在湘阴省直机关农场劳动改造，距离她的住处不远，但当时处境彼此身不由己，哪能会面？我只好托人打听她的境况，默默地希望她能经受住考验，互报平安。
此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真是〃搅得周天寒彻〃，人人自危，只要人们有点饱饭吃，就要搞斗争、搞运动。过〃苦日子〃以后，马上贯彻阶级路线，接着是小四清、四清运动。今天团结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那少数百分之五，明天又团结那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这少数百分之五，想想看，全国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能说是少数吗？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用梳子梳，篦子篦，〃洪洞县内〃还有多少好人？
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被戴上各种帽子的人首当其冲。我在衡阳市第四中学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廖大姐此刻被安排在湖南省新华书店干贮运工作，受到内部控制使用；她的丈夫苏辛涛在湖南日报也受到管制，每月拿十五元的生活费。其间所受到的屈辱、折磨、打斗一时是难以尽言的。
本来我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如今却被视为敌人、异类，处处低人一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们横下一条心，要豁出去彻底揭发原省委书记周惠及官健平、孟树德等对我们的迫害，要把制造所谓〃邓、苏右派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公之于世，于是我们几十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汇集到长沙，以蔡克诚为首奔走呼号，出报纸，做调查，想申张正义，得到社会的同情。没想到，我们的确太幼稚了，怎么能够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求得明辨是非呢？结果，在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的时候，我们又被打成省无联分子。
在大刮揪〃省无联〃黑风之前，苏辛涛逃出了报社，正在北京上访。当时由于形势恶劣，我们的揭发活动已基本停止。廖大姐见苏辛涛回长沙危险万分，出于对丈夫安危的关心，而自己无可奈何，一次，她避开了监视，偷偷来到我家中，恳切地要求我帮她一把，去武汉一趟，将苏辛涛暂时安排住在报社同事、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刘春圃家里。记得那是1968年春节，我乘火车到武汉，找到正从北京回来的苏辛涛，把他安排住到刘春圃家中，随即我便回长沙了。隔了七天，突然，我被〃红色新闻兵〃造反组织的李国华在半夜里从家中抓到湖南日报，用凳子打、扁担砍；接着苏辛涛被从刘春圃家中捉了回来，蔡克诚被〃红色新闻兵〃抓到报社关押，（后来受到羞辱和毒打，含冤死去），这时廖大姐也被从省新华书店捉来了。在严密的监视下，她见到我，苦笑了一下，因彼此不能交谈，只好在吃饭的时候写了个纸条，托同时也被抓来的李均带给我，条子上说：〃一切我都说了，你照实说吧。〃我在母亲的陪同下，在报社关了四天才放了出来。我全身是伤，只好在家吃药养伤。一天，廖大姐从工农桥她姐姐家寄来一信，要我去她家见面。我按时到了她姐姐家。她见我来了，一种既高兴又感伤的表情浮现在脸上，她说：〃小刘，这次可使你吃亏了。〃我说：〃如今处境很困难，我想养好伤后回衡阳去。〃她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次分别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随后，她特地煮了一碗〃红枣鸡蛋〃要我吃。当我吃着的时候，她久久沉默不语。我万万没有想到她话里有话，此后我们便分手了。
我回到衡阳以后不久，便被作为〃老右派、省无联分子、右倾翻案急先锋〃又揪了出来，住在黑屋子里，门上贴着横幅〃黑魔之巢〃，两边的对联是〃洞小鬼大，鬼小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嚎，梦想翻天。〃经常遭到毒打；革命群众臂上戴红袖章，我却要戴白袖章；吃饭前要唱牛鬼蛇神歌；群众学习〃老三篇〃，我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受尽了侮辱。不过有时还要我出来给公家办点事。一次，我走到草桥附近，见到电线柱上贴着一张省新华书店造反派的通缉令，并附有照片。上面说廖意林私自出逃了，要知情者将她送回，勒令她低头认罪。我看后心想：据我所知，她除在慈利有个熟人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她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当时我自顾不暇，也没有行动自由，这个疑团一直存在心中
难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到1970年国庆前后，我被宣布〃解放〃了。有了回家的自由，便迅即搭火车回长沙看望老父母。一到长沙，为消除疑团，我前去工农桥廖大姐的姐姐廖器之家。我一见面就问她：〃廖大姐如今在哪里？〃廖器之同志停顿了一下，用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