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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检查时，报社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右派抓出了五十个以上。反右专干湛长庚连连催我快交检查，当我花了一个星期将检讨写好交上去后，只在工商部办公室开了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便把右派帽子给我戴上了。当时开会批判的人，说不出什么事实，杂乱无章地这个一句那个一句：
〃你检讨中只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既没有触及灵魂，也没有交代清楚自己是如何充当邓、苏集团的走卒的。〃
〃你平日好似积极，其实是假的，一到鸣放时期，以为时机到了，便跟着邓钧洪、苏辛涛他们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你必须交代自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你既钻到党内右派集团里面，又和党外右派集团打成一伙，你是脚踏两边船。〃
会开了不到两个钟头，主持会议的尹岳钟便宣布散会了。我以为还会要开会批判的，不料过了几天，反右斗争专刊上登出一篇所谓刘皓宇的罪行。那篇罪状，满纸东拼西凑，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扣大帽子，甚至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东西。
这时报社十二个编委中八个打成了右派，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多人中划了五十四个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强。连划为中右的二十多人加起来，打击面达一半以上，几乎将骨干力量全打光了。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骇人听闻的。
梦之由
在1955年，我调到新湖南报驻郴州专区记者站任记者。这一阶段，我工作积极，对当时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满怀热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写了许多反映建设新气象的报道，得到了编辑部的好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上还载文称：从我的报道中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在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谁知就在我入党之际，报社领导层在改进报纸工作中出现了两种办报方针的争论：以大多数编委和编辑、记者为一方，根据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精神；_认为报纸应该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却坚持报纸的办报方针只要〃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便行，既不要贯彻中央的方针，也不必反映群众的生活与要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治思想与经验技术、中心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等关系上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56年3月份，报纸上以大量的篇幅刊登长篇累牍、枯燥冗长的农业社三包定额的办社经验，如积肥挑草皮多少计多少工分，犁田几类牛犁几类田计多少工分等。这些经验既不先进，也缺乏思想内容，甚至连土产公司收购土特产的价格广告也当作新闻登在一版头条。这时多数人认为报纸宣传的应是先进经验，在宣传先进经验中应该着重宣传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不应不加选择地刊登烦琐的、不成熟的经验技术。因此在争论中和鸣放中，大家对这些稿件提出了批评。谁知这些稿件是官健平从省委某个部门拿来，是周惠书记要登的，还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由此官健平从中挑拨离间，说报社多数同志是反对省委、反对周惠，而多数编委和干部执行的办报方针被定为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以此划线便打了一个庞大的党内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我并没有参加争论，也不知道上层的分歧，只是觉得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老社长李锐、朱九思的办报作风和以前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并不如官、孟所说，而以前新湖南报在全国报刊中是算办得好的，它的报道屡受人民日报表扬，这样，自然而然对官、孟执行的那套办报方针格格不入了。我完全是从办好党报出发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由于周惠、官健平、孟树德掌握大权（周惠派官健平、 孟树德来就是为了改组报社），利用反右派斗争之机，把他们错误的办报方针说成是正确，而把报社大多数编委、编辑记者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又以人划线，颠倒黑白，因而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反党右派集团的大冤案。我也因赞同多数编委的意见，在被调出后又抓回扣上右派帽子，打成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小丑、应声虫、爪牙。（另外还打了个党外同人报集团和一些零散的右派近二十人，也都是〃莫须有〃的。）
到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我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十八级降到二十三级。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孟树德神气十足，把我们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真是血口喷人，强词夺理。
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
漫 漫 长 夜
这时，我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份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我在南县农村 _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肩不能挑到能挑一百五十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份子集训，学了推拉疗法给农民治过病，当过兼差的理发匠。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我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当时我自认年轻，觉得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仍大有希望。没料到我回到报社向人事科汇报时，彭心耿皮笑肉不笑地拿着个《支农证》对我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已属编外人员，您要体恤国家经济困难再去支农，头年满工资，第二年发工资一半，第三年自食其力。〃我听她这么说，心想：人事干部怎么是这样做人的工作的，你还嫌没把人整死。既然国家有困难，为什么你不去支农，而要我们这些在乡下吃尽苦头，滚了几年的人又去务农为生呢？我即对她说：〃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乡下没有落脚之处，也没有力量靠作田为生，这个我要慎重考虑。〃她见我没驯服她，便把脸一沉，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回农场等吧！〃当时我作了最坏的准备，决心不再任她鱼肉了，为此曾在街道上背过水泥，试着靠卖劳力为生，还打算学中医。后来她把我和易子明、罗印文三人分到衡阳地区，要我们马上前去报到。这时已经 _是春节前夕，我们要求在长沙与家人团聚后再去，她不同意，威胁说：〃如果你们不立即去，衡阳那边不接受，我们就不负责任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打商量：罗印文因没有家在长沙，他同意先去，我与易子明便请他代为请假：答应过了春节马上去衡阳。事实上，所去单位衡阳日报通情达理，同意我们请假，彭心耿却故意刁难我们。这是我摘帽后第一次尝到的回到人民队伍的滋味。
分配到衡阳日报后，我积极写稿、组稿、评报，重新振作起来，满腔热情地工作，谁知摘了帽子跟没摘帽子一样，又成了〃摘帽右派〃，内部控制使用。别人时时暗中盯着自己，所改的稿子被人怀疑从中捣鬼，渲染阴暗面；积极评报，被说成是翘尾巴。1962年贯彻阶级路线，又把我从报社调到衡阳市四中教语文。
我明知从报社调到学校，是认为我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给出路。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从头学起，力争当好教师，把愉快寄托在学生的成长上。可是在学校里我又成了反面教员，一有风吹草动，就作为〃死老虎〃抓出来批判；我当时还没有结婚，市里召开教师奸污女学生的宣判大会，次次都要我去受教育；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首先怀疑是我捣鬼；我用个二极管收音机收听本地广播，被认为在偷听敌台，有人竟暗中将收音机的二极管摘掉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点名地说：〃有些人偷听敌台非常巧妙，拿了二极管躲在床上听。〃在教学研讨会上，我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