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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且让我们只看
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
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
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
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
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
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
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
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
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
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
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
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
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
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
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
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
村庄。”（《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
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
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
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今
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
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举
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
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
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站在现代文明
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
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
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
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
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
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
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
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
性的取景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
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
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
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
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
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
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
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
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
《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
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
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
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
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
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
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
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
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
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
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
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
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
《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
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
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
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
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
“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
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
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
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
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
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
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
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
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
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
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
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
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
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
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
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