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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情况，他描述说，也就是近一年，高两个作品才有英语小出版。林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艺术性的，是有社会批判性的，而中国大陆对艺术性的社会批判作品不能见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转着，学究着，说，无论如何，中国人历史性第一次得诺贝尔奖，这会使中国作家更多地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线。而中国作家长期不能获奖的原因，他认为和翻译有关。我听着心想，美国汉学界那几位腕儿Howard Goldblatt，Orville Schell，Jeffrey Kinkley，听了不知该怎么想？扩大着再想，诺贝尔这回让在美国的国际中文评论腕儿，比如王德威，郑树森什么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儿们都有点找不到北？都在找词调整说法？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还是照直说有点想不通？而中国究竟怎么对待这个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作品在中国被禁止”的中国作家？怎么对待诺贝尔的选择？
让我真正生感慨的却是，放眼浮华文学世界，谁会知道，在边角北欧，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安静地握着这副文学牌的基本玩法？
而这个人给香港《明报》的评论新诺贝尔得主的文章早在几天之前就写好了。
这人叫陈迈平。是《今天》杂志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瑞典大学中文系教书。两个孩子，一个瑞典汉学家的也是翻译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学究气，曾经有机会到中国作文化参赞，而迈平被中国大使馆打了小报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机会转给别人，一时间，成为瑞典媒体现场连续直播的新闻，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来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迈平是中央戏剧学院时候的同学。我念导演本科，他是研究生，专攻莎士比亚。今年三月，我到瑞典开会，他带着我逛大街。说起学院的旧日风景。并且才发现，在学院的时候彼此话并不这么多。他说，他现在敢说了，觉得我当时很孤傲，不敢跟我说话，而我说，我觉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说话。
迈平穿着件暗绿色风衣，晃着一把极长的伞，提着教书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结冰的斯德格尔摩街边摇晃着，慢声慢气说着。北欧的漫长冬季，使他本来的忧郁更加重了。不过，在我看来，迈平似乎有一点侦探味道。
台湾的李敖不愧聪明，比汉学家和国际中国文学评论腕们更注意到陈迈平的重要性。去年，陈迈平到台湾开会时，发现有人老在旅馆门口晃，晃得他烦起来，打算抓住人家问个明白的时候，人家自动凑上来，说是李敖的代理人，请教怎么弄诺贝尔提名。迈平松下一口气，笑起来，指出诺贝尔提名的几个要素：作品翻译，什么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学院的教授。在迈平的具体指点下，人找了翻译，翻译了作品，又问，那怎么才能证明诺贝尔委员会收到了提名信？迈平继续微笑，慢声慢气说，一封回执挂号信，秘书签字就是证据。这就是李敖为党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时沸扬的诺贝尔提名故事。
如果说，走在瑞典街上的陈迈平像侦探，有点福尔摩斯，我可能更像华生，像那个代表读者发问的傻瓜。我们自然谈论到诺贝尔。因为谈他曾经心目中的大哥北岛来着。谈早年参加刊物，两人骑着自行车，他跟在北岛身后，一前一后，顶着大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破房子，好象一场考验。那个短促的清纯时代！
而北岛无疑是很想得奖的。有一年连记者都先招好了，迈平给他打电话，十分震惊，北岛回答说，“如果我得了奖， 绍飞（离婚妻子，画家）也许会回来？”
（──我觉得北岛因此是人。）
迈平眯着眼，微笑问：“现在你想到中国的谁呢？”
他的微笑像个作怪的大孩子，于是，我自暴自弃地想，我是怎么都答不对的。
我还是数了北岛，莫言，郑义。北岛的原因是委员会里的中文霸主马悦然。他在作家和评论家里被大写景仰着，我看，这和他在诺贝尔里大有关系。他是瑞典大学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岛，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说他也非常喜欢李锐，但是，他不会提李锐──绝对不会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读读描写学院派内幕的小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译的北岛诗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间接说明马悦然的学术权威在发生变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红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译，翻译得很精心，并且，诺贝尔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郑义也有传说。最近的传说是，他自我感觉都要得奖了。
“高行健呢？”陈迈平当时问。
我承认，我没想。并且，我坦率说，不觉得他真那么棒。
“不过，”迈平微笑说，“他的剧本，他的小说，加他的评论，关键是他有评论，他的作品在欧洲评论很多……”
不难联想到，最近得主们创作和涉猎广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游走国际时候，评论制造的幻觉，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术效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国际化商业时代，特点之一就是，说法要比内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预测了。何况，他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内部新生力量出现：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场的汉学家，也不需要瑞典马悦然提拔，他可以从法文翻译，通过其他评委直打诺贝尔。
虽然当时我听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见到马悦然，我就明白了。当年我见过马，10多年了，他还是那样，一头银发，很有风度的样子，不过，有了多年闯荡国际文化江湖的经验后，我承认，我看人看事不一样了。那一次是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唱主角，马在听众席里。然而，作为听众发言的时候，他可不是听众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后，突然，话题一转，他提到高行健，说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赏高行健。他要翻译高行健。
他的发言长度和内容完全超过了听众提问，和会议话题毫无关系。坐在台上角落里，在福尔摩斯的启发下，看这位汉学家，直觉着，他的话是放出来给其他什么人听的。我是不是敢说，我那时候就认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选了？不过，和陈迈平讨论下来，我们认为，主攻高行健的话，也还需要几年。我们还是太狭窄于文化游戏，那时候忘记WTO这类参数。
依我看，眼下真想议论高行健的中国评论家，可能不是刘再复，而是李陀等大陆80年代那时候的文化风云人物？高行健在大陆文化圈子里最早知名的，与其说是在小剧场上演的《车站》（我用来写在《剧场效果》的短篇小说里），不如说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冯骥才讨论小说的新形式，新手法。后来他们自己认为，很难说那有什么真新的东西。那个扬起来的“屁股帘“（当时文学评论语）引起大讨论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为大批判对象之一。
在处境小改善之后，我得以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导演，高行健当时在人艺当编剧，刚写了话剧《野人》。副院长林兆华导演，想让我给他作副手。我读了剧本。我对高行健的剧本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一样，说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阅读快感和舞台实践的魅力。换句话，他比较像为评论家二度创作提供的原本创作。我在大学里读过些当代“外国戏剧”手法，我能在他的剧本里找到对照，而刺激我的创作欲的生命本源性东西不那么多。并且，林兆华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难说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剧本，他也喜欢用说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说不出来的诱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说了我认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当然是自我坚持的，是非常温和的，不过，是只可以领会他，不可以向其他创作合作者开拓的，而我，宁愿剧作者是激烈对抗的，那更可能出现新创作。大不必为一个戏搞僵了关系，于是，我就骑车走运河，写自己的去了──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认识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时候，从来不谈小说，不谈创作。我主观地想过，因为观点不很相同。不过，作为朋友，有的时候，你居然会有比以为的生命既创作的更多的真正话题。这种感觉，我倒是从高行健那里体会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国作访问学者，私下里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里生存。行建给我的指点非常直接。一点饶弯都没有。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