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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去！我不离开你！”蓝德明说着，竟流出了眼泪。
蓝德明这么一说，许光达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湿润了。
是的，蓝德明跟随许光达转战南北，既当警卫员，又当公务员，有时还兼通讯员，甚至当参谋。在枪林弹雨中，多少次危险的时刻，蓝德明奋不顾身地保护了他；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蓝德明主动协助工作，劳神费力，忙前忙后。。战友间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所结成的友谊，是那样的真诚、纯洁，这里没有上下级的等级界限，有的只是兄弟、同志、战友的诚挚。许光达其实也舍不得放蓝德明走，互相熟悉了，工作起来也顺手。可是，不能总留蓝德明在自己身边工作，要为蓝德明的前途着想，要为革命事业着想。
“德明，你跟随我多年，给我很多的支持、帮助，我很感激你，我也是舍不得放你走的。”说到这里，许光达稍稍停顿了片刻，仿佛在下决心似的，语气变得更严肃了，“可是，你必须走，有更重的担子要你去挑。”这话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说完拍了拍蓝德明的肩。
“我不走！”
“你是共产党员吗？要不要服从分配？”
蓝德明不出声了，仿佛是被问住了。
当然，蓝德明还是服从安排。去了干部文化学校。
蓝德明到了干部文化学校，努力学习，同时和许光达保持通信联系，经常得到许光达的开导。
蓝德明从干部文化学校毕业后，到装甲兵机关任保卫干部。后来，转业到徐州的某坦克工厂工作。现在，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老根据地建设，携妻同往老家晋西北的忻县去工作。今天，是抽空专程来看望老首长的。
“德明，你是怎么搞的？把老婆孩子扔在旅馆里不管，自己跑出来了，像话吗？”许光达埋怨蓝德明，并且说，“快，去把老婆孩子接来。”
“首长，她们就不用来了。”
“你这话怎讲？一家人还怕打扰。。”
不由蓝德明分说，邹靖华己让司机把轿车开过来了，她把蓝德明推上车：
“快去，快去！”
邹靖华招待蓝德明一家吃了一顿饭。临走时，邹靖华把一块精美的地毯送给蓝德明。“这块地毯是老许访问波兰时，波兰国防部长送给他的。把它带去，铺炕用。”邹靖华把卷好的地毯递给蓝德明。
蓝德明坚持不肯收下。
“让你收下你就收下吧！”许光达在一旁附和着说。
蓝德明见首长那么诚心，只好收下了。
这时，许光达拿出了自己的狐皮大衣，要送给蓝德明。
“不，我不能要了！”蓝德明几乎是叫了起来。
“带去吧，你身体不好，晋西北那个地方我住过，冬天是很冷的。”许光达深情地说：“你回老家，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把它带去，留作纪念吧，见物如见人哪！”
蓝德明只觉眼睛模糊，双眼噙满了热泪。
1963 年，夏，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许光达躺在病床上，几个医生为他诊断病情。。
原来是许光达患了眼疾，经过医生们会诊，确诊为麦粒肿。
麦粒肿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发作时，眼睛红肿，影响视力，具有复发性的病理特征。
经医院研究，决定由眼科一级教授张福星为许光达作手术，解除病患。
张福星年已六十多岁。解放前，曾在上海开办私人眼科诊所，有高湛的医技和医德。全国解放后，他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聘请任教，后又被调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重点为高级首长治病。由于解放前张福星当过私人医生，这段经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使他一直经受很大的压力，工作中非常谨慎、小心。
在给许光达治疗中，张福星十分谨慎，他深知许光达是革命老干部，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可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也许正是由于过分小心谨慎而引起拘谨，心理压力太大，在给许光达做眼睛手术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碰伤了角膜，眼睛红肿起来。
这件事很快传到中央保健局，引起高度重视，并决定：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马上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
一时，解放军总医院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了。出了事故，张福星的压力更大，尤其害怕联系他解放前的那段历史。看见首长的眼睛肿得厉害，张福星十分责备自己。
这时的邹靖华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许光达反过来一个劲地安慰她：“没关系，别难过，会有办法的。”
同时，许光达向中央保健局明确表示三条：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仍请张福星教授治疗；三、不要追查。
邹靖华也赞成上述三点意见，认为手术上出了点问题，怎么可以上纲上线，以至于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并明确提出对同志要信任。为了解除张福星的思想负担，她建议把张教授接到家里来，要充分肯定他的工作，感谢他的治疗。
许光达也表示赞成。
于是，邹靖华亲自去把张福星接到了家中。
在许光达的家中，邹靖华热情地接待了张福星。
“首长，很对不起。”张福星看到眼睛红肿的许光达感到很难过。
“哎，这也不是你的本意嘛！工作中出点差错也是难免的嘛。”许光达安慰张福星说道。
张福星听了许光达和邹靖华一番安慰他的话，心里很激动。这位不轻易掉泪的老教授流下了眼泪。。
许光达又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全院上下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敬佩将军夫妇。
回到解放军总医院，许光达的眼睛红肿没消，并且疼痛得夜里不能入睡，可他坚持着不打扰医务人员，常是双手抱拳、咬紧牙关，在地上来回踱步。。
看见许光达这个样子，邹靖华很焦急，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都很难受，下定决心要尽快把许光达的眼睛治好。
在张福星教授和许多医护人员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下，许光达的眼睛好了。
大家都感到很庆幸。
许光达很有感慨地对有关人员讲：“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大惊小怪，如果一位普通病人手术中出了这么一点毛病，也会这样大动干戈吗？搞得满城风雨，没有必要嘛！医院的专家们为我的治疗是尽了他们心力的，政治上我们对他们要信任，用人不疑嘛！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免的，况且他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卫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就会把他们的政治生命断送掉。”
许光达的一席话十分中肯，有关人员听了也不断点头。
1960 年。北京的冬天。
西伯利亚寒流侵袭着北京。风嗖嗖地刮个不停，马路被风吹得格外的干净，只剩冷冰冰的路面。街上很少有人，偶尔一辆自行车，也是一眨眼的工夫就见不着影子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与这寒冷的冬天一齐压来的，是我国经济形势的困难。由于大跃进和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我国城乡陷入了空前的饥荒之中。
一段时间，装甲兵机关好多干部的亲属从四面八方拥进北京，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长吃长住。
当时，城镇里的居民都凭票证购买供给品，买东西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商店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乡下更不用说了，许多农户都靠挖野菜度日，有的地方己出现吃白泥，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军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对象，但也只能说是条件稍好一些，虽说官兵也都勒紧裤带，但毕竟每天还有一份口粮，对那些抢野菜吃的军属也够有吸引力了。
装甲兵机关院里这下可热闹了，随处可见身着便衣的男女老少，孩子吵吵闹闹，哭的哭，笑的笑，互相追玩，有的甚至跑到办公楼里玩，军事机关那份庄严、肃穆的气氛被破坏掉了，对在办公楼办公的同志也有影响。
装甲兵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个个紧锁眉头，谁也不肯第一个开口。因为好多干部的亲属都住在这里，确实有困难，谁也不想自己的亲人没吃没喝，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挨饿。。
许光达主持会议，他客观分析了情况，向大家说明了道理。最后制定了一项决议：困难期间，装甲兵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已经来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