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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继续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歇尔及他的上司们却没能看到这一点。
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进攻，到9月中旬，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共产党的军队撤退到山东和山西的山区里。这时，蒋介石瞄准了一个更大目标，即张家口，这个地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苏联曾将此城交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曾准备将其首府从延安移到这里。它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的通道口。
为此，共产党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抗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行动，他们将中断与政府的谈判。蒋介石置马歇尔的调解于下顾，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他强迫蒋介石停止攻占张家口的行动。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马歇尔勃然大怒，这时，他给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他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
“美国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即这些军用物资只能提供给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表示，如果禁运“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实行禁运。
然而，这一事关重大的决定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头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8月30日，这天他得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他还不知道，禁运早就从7月29日开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运才正式取消；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这个重大的打击面前，蒋介石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现在已无法继续进攻。
10月10日双十节，张家口失守，同一天，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演说中宣布，他准备继续通过调解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马歇尔又天真地以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他们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不抱希望。他们要求政府的军队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则撤到6月7日的位置。
这些要求使马歇尔左右为难，他对周恩来说，他觉得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效果”。他接着说：“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无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们只需要说一声。我马上就走。现在你们已经这样说了，我马上离开这里，去南京。
1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没有出席。16日，周恩来指责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马歇尔将军提供交通，将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安。
现在，除了蒋介石之外，马歇尔将军已无人可谈了，他们两人于12月1日进行了一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已无法弥补。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谈到这里，两个人不欢而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显然不再理会马歇尔将军了。
他自行其是，于11月27日向“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通过，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处处都是按孙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规定，一切公民和种族都是平等的；实行全民不记名投票；二十岁以上的男女享有选举权；保障权利和自由；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只许连任一次等等。
遵照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政府将分五个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选部门。大会同意宪法于一年之后生效。
中共和民盟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很小的党派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即青年党和张嘉森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