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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