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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元，后来又涨至600无，最后高达800元。
在国民党内，还有其他的派系以及一些地位显赫的个人。
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派系是政治科学系（政学系——译者），其成员都是些具有现代思想的专家治国论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其中许多人在美国或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说英语，并立志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人很突出：孙科和宋子文。身为辛亥革命之父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另拉一批自己人马的个人欲望。虽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英国人称主席），但他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言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于大胆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员长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欢。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宋子文当作另一个该受指责的国民党人与孔祥熙相提并论，可是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大财，但他与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发的家，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数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和寄生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数病员得不到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要的疾病——性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9年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到1943年，一双鞋的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的！”冯玉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制服去追赶两小时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草。我摸了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做到不强奸、不抢劫、不欠债，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性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