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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统一”，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蒋介石传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那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烦不断。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广西的将领们（他们总是不断地造反，而又不断地失败）在六月份开始组织“全国抗日救国军”。参预此事的两位广西将领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和当时的广东将领陈济棠合兵一体。
出于相似的动机，为人熟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开始在北方活动，自任“抗日同盟军司令”。和以往一样，冯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场，他并不热心于同日本人正面交锋。
南方的问题似乎比较严重，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三个将领的抗日主张。
在起兵之前，三位将军曾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对日宣战。
将介石没有改变其战略中预定的先后次序，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拿国家的命运去冒险。”如果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可信的话，那么事实上为了他们所宣称的抗日壮举，陈济棠就曾经从日本人手里购买过武器弹药。唐引用日本驻华武官高桥但少将的活来印证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断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几位“救国者”在收到蒋介石拒绝的答复时，就统率他们的部队前进十五英里进入了和广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时，蒋介石还抱着一种妥协修好的态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队后退，避免由于冲突而加剧中国的内战。
这时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将领们来说，钱是比全国抗战更为重要的东西。广东急需钱用，广西则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反对运输鸦片的运动而造成收入急剧下降。在六个星期里，内部反叛和争吵阻碍了这些军队的行动。
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