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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蒋在国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需要介绍一些背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主主义，而它从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绝非是人民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鲍罗廷影响极大的国民党“一大”便提倡国民党一党专政。
孙博士自己解释到，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
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
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
确切他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取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
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到：“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呆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到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他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
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难。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五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
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