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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我记得，80年代还曾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每月推出一次诗歌欣赏专栏：先由诗评家与主持人对谈，然后朗诵一首名作。我当时分工写吉狄马加的一首诗的评论。可惜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外景，我这篇评论没有用出。最具影响的是“青春诗会”。一届届的“青春诗会”，群芳争妍，群雄聚会，使中国新诗焕发着亮丽的青春。
《诗刊》知天命了，这对中国新诗是一个春天的消息！
《诗刊》：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蒋登科
我最早接触到《诗刊》，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读初中的时候。我是偶然从一位物理老师那里见到这本刊物的，就借来阅读。我当时一直不明白，一位理科老师为什么不订阅理科刊物而订阅《诗刊》，现在当然是明白了。复刊不久的《诗刊》是小开本的，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32开。说实话，由于身处川东北的大山沟里，平常几乎没有读过教材之外的其他书刊，真的不懂什么叫诗，对诗的直观了解，就是祖父给我背诵的《笠翁对韵律》之类的具有格律的东西，写作文也只是以记叙文、议论文为主，主要是完成任务，把句子写通顺就算完事，根本不知道写作是应该表现一点什么的。那几册《诗刊》使我非常喜欢，读了又读，突然觉得教材之外还有专门发表诗歌的刊物，而且内容和教材也不完全一样，带给我一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
进高中以后，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订有一些中学生刊物，也有《诗刊》。《诗刊》成为我每期必读的期刊，对那些让我觉得很美的篇章和句子，还抄了不少，几年高中下来，积累了不下五本。有同学私下对我说，平常作文和高考都不能写诗，抄些诗歌有什么用嘛。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觉得有些诗读了让人感到舒服，现在想来，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寄托吧，但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进人大学，时间充裕多了。我仍然读《诗刊》，不只是读作品，也读诗话、论文，谢冕、吕进、阿红、李元洛、袁忠岳、吴思敬、杨光治、朱先树、尹在勤等先生的文章，有许多都是在《诗刊》上首先读到的。我自己也开始对诗歌评论产生了兴趣，借用他们的观点和自己的读诗感受在日记本上写了不少短小的“诗话”。让我觉得幸运的是，因为诗，我认识了吕进先生，他是我在外语系读本科时的老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内容丰富而精彩，让人获益甚多。吕进先生在1986年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新诗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成为我们向往的地方。1987年，我成为新诗研究所的学生，走上了学习诗歌研究的道路，吕先生又成为我的硕士、博士导师。他经常推荐我们阅读的刊物是《诗刊》，说她是小国诗歌的“国刊”。
进入新诗研究所之后，我与诗学界的前辈有了更多的联系，包括《诗刊》的编辑老师。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文章是在1994年，当我收到刊物的时候，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表的——《诗刊》之难上，圈内人士都很清楚。有一次，《诗刊》把一位在地方上已经有一定名气而且年龄不小的诗人列入“新人新作”专栏，他觉得不合适，旁人却说他是幸运的，毕竟上了《诗刊》。十多年来，那种兴奋的心情大概也有十多次了。《诗刊》许多老编辑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些年来，因为诗，我在《诗刊》有了更多的新朋友，包括叶延滨、李小雨、林莽等等。《诗刊》也越来越红火，由月刊变成了半月刊，其包容量扩大了不少，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不多见的。
《诗刊》是中国的，也属于世界。就我的了解，《诗刊》是外国诗人、学者了解中国新诗的重要窗口，她记录了当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的精神历程，也见证了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风雨轨迹。在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参考的主要就是《诗刊》发表的作品；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图书馆里见到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刊物主要是《人民文学》、《诗刊》、《十月》、《收获》等。在日本，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以《诗刊》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历史，以一个学者的严肃眼光研究了《诗刊》创刊之初的各种值得思考的问题。
《诗刊》拥有这样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一代又一代编辑的无私奉献。《诗刊》是敏锐的，对诗歌界的各种新现象、新思潮都予以关注；《诗刊》是包容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格律的，只要是好作品，她就予以推介；对于各种思潮，《诗刊》从来不随意指骂也不随意提升，而是以历史的眼光、全国的眼光在开阔的视野之中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介。自创刊开始，《诗刊》就引导着中国新诗发展的主潮，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不只是新诗史）无法回避的资料来源和研究对象。
《诗刊》组织的许多活动在推动新诗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比如曾有数万人参加的刊授学院、理论研讨班；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二十多届“青春诗会”，团结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最近几年举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公益活动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她还组织出版了多种优秀诗选、诗论选和诗人的个人作品集。《诗刊》的许多栏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获益甚多，比如“每月诗星”、“中国新诗选刊”、“假如你想做个诗人”、“在《诗刊》听讲座”、“百家诗论”等等。对于爱诗之人，《诗刊》确实是良师是益友，通过她，我还结识了不少前辈和同辈的诗人、评论家朋友，读到了许多陌生诗友的佳作。我甚至对我的一些研究生说，在诗歌界谋事，要想有点出息，不读《诗刊》肯定不行。
当下，有人对新诗失去了信任和信心，过去受人尊重的“诗人”二字甚至被某些人作为嘲笑别人的名词。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转而一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多于对精神建设的思考，以关注心灵、建构精神家园为己任的诗歌受到一些冲击其实又是正常的。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民族，一个关注心灵的民族，诗歌是不会消亡的。当美国诗人十分羡慕我们有那么多诗歌刊物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对新诗失去信心。
《诗刊》五十岁了，这是一个成熟和收获的年纪，一个心灵和精神都充实的年纪。作为一份具有包容意识、开拓精神的刊物，她必将以引导者的身份，把中国新诗带向新的辉煌。
2006年8月25日
我和《诗刊》的情愫
杨人伟
《诗刊》从1957年1月25日创刊，至今已有五十年了！我读《诗刊》也五十年了。五十年来坚持自费订阅《诗刊》，一本也不落下，全部保存下来而经常翻阅。我跟着《诗刊》一步一步走上诗路。《诗刊》当课本，编辑勤指点，引领我走进做诗的门槛，一辈子把血汗洒进诗里行间。
从青年始，到如今年近耄耋，读诗做诗从不悔，激情不减当年。五十年来，做诗2000来首，写诗成为嗜好，像吃饭一样，不可少。就是寒冬腊月的午夜，灵感一来，觅到绝句，马上爬起来笔录。吵醒老伴，说我神经病。这个诗病治不好了，要伴我到生命的尽头。
离退了，一切都离去了，可《诗刊》和诗没有离，常常把历年来的《诗刊》搬出来，吹吹风透透气，见见阳光，搞搞清洁卫生，修修补补；而且把《诗刊》作为遗产，代代相传。我常和子孙闲谈，万贯家财可以失，《诗刊》一本不可少。
我一生几乎在农村，在山区，在森林里摔打三十来年，贴近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气息。1958年以后开始下农村，背着背包，少不了带上《诗刊》，在地头田间和农民共读。在乡村夜校，把《诗刊》一些诗作教材，农民蛮欢迎。《诗刊》在农民心中也有着较重的分量。
上世纪60年代，下放到林区，和森林打交道，身带“毛选”也带《诗刊》和林业战线上的伐木工、放排工、育苗工共吟。那个年月，经常看到《诗刊》上发表傅仇的森林诗。我又生活在林区，和林场工人一起，把他的诗作为范本，还逐首逐句琢磨，从中汲取营养。后来又读到郭小川的《林中三唱》，更受到启发与鼓舞，把他的诗作为教材，首首抄录，深加探讨。在后来的七八年里，先后创作森林诗200来首，多半发在本省的刊物和中国林业报刊上。不久就参加了全国林业文学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