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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君批评《蕙的风》的话最重要的是“有不道德的嫌疑”，”故意公布
自己兽性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我不知道汪君
情诗之所以不道德，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讲性爱呢，还是因为讲的欠含蓄
呢？倘若是因为欠含蓄，那么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决不能牵涉到道德上去。
然则他的不道德，一定是由于讲性爱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
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我想论者如不是自残支体的禁欲主义者，
便没有是认我这个疑问的资格。倘或以为这是做得说不得的，那是可怜的伪
善者，还够不上理学家的称号。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都不发达，青年的意志
也还不至于这样变态的薄弱，见了接吻拥抱字样便会堕落到罪恶里去。世界
上有什么地方，在文学上禁用这些字样？英美的勃来克惠德曼的话不去引用
也罢，因为他们都是“堕落派”，至于圣书里的诗文，那便是纯正的“批评
家”也没有敢于指斥的勇气了罢。（参考《中华新报》双十节增刊中胡君论
文。）请看《雅歌》里的这一句话，“你的嘴唇滴蜜，如像蜂房滴蜜”，比
“那样的亲吻异样甜蜜”如何？曼殊大师译《留别雅典女郎》第二三节中的
《骈首试香腮》，（虽然原文意思略异），和“朱唇生异香，偎近侬情切，”
又如何？莎士比亚现在成了文宗了，但他的
VenusandAdonis（听说）却有被
现代绅士抹杀的部分；歌德与雪利都是文豪了，但当时英德传统的批评又何
尝不斥他们为“无行文人”呢。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
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在文学史上很多这种前
车之鉴，不可不注意一点。《波伐理夫人》和《结婚》的公诉事件，在当日
岂不是自命为维持风纪的盛举，却只落得留作法利赛人的卑怯的证据罢了。
所谓严格取缔是否即用法律的制裁，没有说明，不好任意断定，但是不得不
说是同一派路，因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
赛人的行为。
怎么叫作“变相的提倡淫业”，我实在不明白。即使论者怀着最急进的
思想，认一切由经济关系而发生的性行为都是卖淫，对于自发的舍身的取予
当然认为正当，为超善恶的了。现在却以提倡淫业作为汪君的情诗的判语，
真令人不能揣测其真意之所在。至于论者又把“十八摸”与春宫和《蕙的风》
牵扯在一起；或者有人听了要觉得骇然，我却并不想去责难他，因为我相信
艺术上的确可以有十八摸与春宫的分子，雅歌与《神曲》里
Franaesca和Paolo
场面的插画（陀勒所作？），在法利赛人看去正是春宫一类的东西呀。英诗
人斯温朋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相信不洁的念头。”这句话的确不
错，《十八摸》与春宫不在别处，便只在法利赛人的脑子里。
有人对我说，我的话未免太认真了。中国的惯例，凡是同乡同学同业的
人，因为接触太近，每容易发生私怨，后来便变成攻击嘲骂，局外人不知此
中的关系，很是诧异，其实并不足为奇；譬如《学衡》派之攻击胡适之君即
其一例，所以这回我也不必多事，去管别人的闲事。这话虽然说的也有理由，
但我不知汪胡二君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不敢轻信。又有人告诉我，这位胡
君便是以前评过《新月集》译本，相信了广告上的话，坚持说这部诗集是给
儿童读的诗的批评家；他因为太相信别人的话，前回上了泰谷儿的当，这回
所以又上了汪静之的当了。我将八月份的《学灯》查了一遍，果真有那一篇
文章，我也就心中释然，觉得上面的话也可以不说了；但是既然写好，而且
中国的法利赛人也还多得很，可以给他们看看，所以仍旧把他发表了。
□1922年
11月
1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童谣大观
一
现在研究童谣的人，大约可以分作三派，从三个不同的方面着眼。其一，
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
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资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
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
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
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
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
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
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
上边所说的三派，都是现代对于童谣的态度，但在古时，却有一派别的
极有势力的意见，那便是五行志派。《左传》庄五年杜注云：“童龀之子，
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
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晋书·天
文志》又云：“凡五星盈缩失位，其星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
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这两节话，可以总括这派学说的精义。虽然因为
可“以为鉴戒”的缘故，有好些歌谣得以侥幸的保存在史书里，但在现代，
其理论之不合原是很了然的了。我在民国二年所作的《儿歌之研究》里，曾
有一节说及这个问题：“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
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日本中根淑著
《歌谣字数考》，于子守歌以外别立童谣一项，其释曰：‘。。其歌皆咏当
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云者，殆当世有
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所歌者耳。’中国童谣当亦如是。儿歌起
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若古之
童谣，即属于后者，以其有关史实，故得附传至于今日，不与寻常之歌同就
湮没也。”
童谣并不是荧惑星所编，教给儿童唱的，这件极简单的事，本来也不值
得反复申说。但是我看见民国十一年出版的《童谣大观》里还说着五行志一
派的话，所以不禁又想起来了。该书的编辑概要里说：“童谣随便从儿童嘴
里唱出，自然能够应着气运；所以古来大事变，往往先有一种奇怪的童谣，
起始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方才知道事有先机，竟被他说着了。这不是儿童先
见之明，实在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现在把近时的各地童谣录出，有
识见的人也许看得出几分将来的国运，到底是怎样？”在篇末又引了明末“朱
家面李家磨”的童谣来作例证，说“后来都一一应了”。这样的解说，不能
不算是奇事怪事。什么是先机？什么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真是莫名
其妙。虽然不曾明说有荧惑星来口授，但也确已说出“似或有凭者”一类的
意思，而且足“以为将来之验”了。在杜预注《左传》还不妨这样说，《现
代童谣集》的序文里，便决不应有。《推背图》《烧饼歌》和《断梦秘书》
之类，未尝不堆在店头，但那只应归入“占卜奇书类”中，却不能说是“新
时代儿童游戏之一”了。
我对于《童谣大观》第一表示不满的，便是这五行志派的意见，因为这
不但不能正当理解儿歌的价值，而且更要引老实的读者入于邪道。
二
《童谣大观》中共收各县歌谣四百馀首，谜语六十五则。所录四十县排
列无序，又各县之歌亦多随便抄撮，了无组织，如浙江一二县既已前出，而
象山永康复见卷末，象山的六首又尽是占日月风雨者，这都是编辑粗疏的地
方（篇中北方歌谣极少，只是囿于见闻，还不足为病），但是总可算作歌谣
的一种长编，足以供我们的参考。
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便是这里边所收的歌词是否都可信赖。别处的我
不知道，只就绍兴一县的来检查一下罢，《大观》中所收二十篇内，除《狸》、
《客人》及《曹阿狗》三首外，其馀均见范啸风所辑的《越谚》中，注解和
用字也都仍范氏之旧。范氏辑此书时，在光绪初年，买圆糖炒豆招集邻近小
儿，请他们唱歌给他听，所以他所录的五十几首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