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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