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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 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