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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1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 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