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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这个所谓叫做《泰西利玛窦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受》。就是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翻译的西方的数学名著，就是《几何原本》，这应该说是利玛窦，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徐光启结合在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通过利玛窦把西方的数学知识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有很深邃的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汉字，汉文的表述能力。就创制了一批数学的术语，譬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对角线。这些至今在中国以及在日本这样一些汉字文化圈里面，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些术语。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明末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另外譬如像气象学就是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也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翻译了很多西方的气象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些气象学的术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譬如像寒带、温带、热带；寒流、暖流这些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曾经我们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谈外来语的时候，曾经把这些概念都看成是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传入到中国来的。后来日本的学者自己经过了研究，认为不是，这是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读书人结合在一起翻译，后来传到日本。但是在中国当时没有传开来，是在日本传开来了。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到日本去了以后再把这些概念带回中国，中国人在一个阶段曾经数典忘祖。不知道这个原来是在我们中国发生的，我把这种词叫做侨词来归，“华侨”的“侨”，这个词是“侨民”，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出去后” 现在它又回来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一下还可以从近代的，前近代的时候。在中国的前近代，在西方已经进入近代的早期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术语，用汉字词来表述传入中国的这个过程。在17世纪已经开始明末清初的时候，当然19世纪初叶，这个17世纪以后当中曾经中断过一段，这就没有时间去详细说了。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由于“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文化传播的一个中断，所以这些术语，这个译介也中断了。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又一批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不是旧教，不是耶稣会士，而是什么呢？是新教，主要是美国的或西欧的新教传教士，譬如像马礼逊这一批人以及后来晚一点的到19世纪中后叶以后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从马礼逊开始，马礼逊是从澳门进入中国，他们也同样是跟中国的一些西学派的士人结合起来，后来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是跟中国的一些，近代西学派很杰出的一些人物。比如像徐寿、华蘅方等等这些人又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人文学的，社会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创造出了一批术语，就是用汉字创造的词汇来翻译西方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同样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只是在很窄的范围，你像马礼逊他们当时的一些英汉词典呢，这样一些东西反而是传到幕末、江户、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简称就是幕末。以及到后来的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以后，就是幕末明治时期，西方传教士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叫做“汉译西书”，用汉文翻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比在中国的传播要广泛，相应的这样一些词汇日本人吸收得更多。
当然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开化”，就是大量地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就用汉字词来翻译、介绍西方的相应的术语，就进行了这样一项很浩大的工作。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日本人要用汉字来创造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就是因为日本跟中国一样，它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它在一两千年前以前就已经开始在使用汉字。而且日本人对于汉字至今一直保持着很崇敬的心态，现在好多日本的语言学家，至今还是这样认为。认为汉字是士大夫的文字，他们日本自己的文字。就是假名，那是农民的文字，那个是没有什么文化厚度的，而且他们日本人觉察到汉字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汉字有极强的活性，就是每一个汉字它有很强的活性，它有极强的造词能力。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汉字造词，就是今天也好今后也好，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的变化，它都绝对可以造出一个词。你比如以前电灯、电话，现在多媒体这些东西出现—电脑，你以后凡是发生的什么东西，汉字绝对可以造得出词来。而且这个词还相当传神，所以日本人这就发生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是曾经一再地刮起西风，但是他们也同样是在做着大量的用汉字来造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其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个，他们认为汉字有它的很多的优势，造词的功能非常强，所以日本从江户幕府末期以及特别是明治时期，当然了大正、昭和这些时期呢，都还一直在做。但是高峰就是用汉字造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高峰。是明治时期到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以后到今天平成那就更不用说。就逐渐逐渐转成以音译为主了，那就用假名拼音，意译那就是用汉字，西方的术语意译的时候就用汉字来造词。
那么日本人在以明治时期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时期，当然前可以延伸到这个幕末，后可以延伸到大正、昭和。但主要是明治这个40多年，用汉字词来译介西方的术语，主要有五种方法。因为今天时间的限制，我侧重谈其中最重要的两种。一种就是借用中国的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里面又有三种情况，就是一种情况是这个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要翻译介绍的，西方的这某一个术语，含义基本上是完全相当了，所以这样就是直接对译。你譬如像政治，政治来翻译西方的Politics，这个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就是另外比如像，伦理、消费等等这些词汇，都是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种情况稍微复杂一点，那就是中国借助的这个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西方要翻译的那个术语，在意项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又做了重大的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进行了改造。你譬如像物理，物理翻译这个Physics，但是这两个含义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因为物理在中国的古典的含义是指的一切事物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泛的含义。然后翻译这个Physics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收缩了，那就是具体是指的这个物质在没有发生分子改变，发生分子改变，那就是化学了。那种它的相互关系或它的运动过程这是物理，变成这样一个比较狭窄，又比较有特指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仍然跟那个，物质“理”那个含义，在意项上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是收缩了。另外譬如像社会，“社会”在中国古典意义上是指的祭祀土神或者土地神的那样的一种集会，本来是这样一个含义，后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本身就引申了，就引申为志同道合或者专业相近的一些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叫社会。然后这样的一个意项之下，去翻译西方的这个Society，那么这个含义呢，又让它确指了，这就有这样一个变化。
另外譬如像“革命”，“革命”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名的古典词，这是从中国的《易经》里面来的。“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所以以前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国家。我看这个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三代，追溯到《周易》那儿。“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是一件正义的事，顺乎天意，应乎人心。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