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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一下思 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畲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 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董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 （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 去看望董，只是因为董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 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 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做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 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 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 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 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 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 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 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但是几年劳 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董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 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 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 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 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 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 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 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艺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 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 三畲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未，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 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 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缘。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 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 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 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 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 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 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 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 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 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 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 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 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 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 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 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 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 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 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 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 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 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 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 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 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 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 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 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 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 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 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 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 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 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 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 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 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爸，你总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