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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 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 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 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 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 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 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 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 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 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 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 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 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 ”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 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 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 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 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 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 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 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 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 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 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 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 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 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 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 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 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 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 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 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 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 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 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 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 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 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 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 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 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 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 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 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 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 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 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 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 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 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 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 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 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 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 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