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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冬季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包销的证券份额从丑闻前的8％跌到了2％。那是个可怕的时期，整条华尔街的推销商、分析家还有银行家都无所事事。于是他们纷纷离去。
“沃伦认识不到让人离开有多容易，他真是太自作聪明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男子汉俱乐部的一张皮靠背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经营股票一样，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他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敢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什么的。”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家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他的工资不加到200万，他就要为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1991年甚至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家，在为银行争取业务中很有影响。
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同时还有4位分析家离去了。这引起了恐慌：大牌走了，该部正面临着人才被挖空的危险。在莫汉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青年分析家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汉试图建立一种把各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体制。这可不太容易，所罗门从未算过下属众多单位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致命的疏忽。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用它。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杰克。拜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巴其克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拜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他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动物，他们还可用忠诚来激励。
客气地讲，华尔街上看不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不付报酬他们就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拉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
我想他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此观点，还有人补充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应用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自己的专业人员的报酬和表现深感不安。华尔街上一家主要的非公共竞争公司的总裁嘲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洁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的眼睛瞪得亮亮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是一位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未免太天真。（他紧张地讪笑着。）他的话至少有部分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报酬并不合理；我的工资就得由公众投票决定。真讨厌。 （又是一阵讪笑。）他很对，是该把它当作生意来管。
就像豪伊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出来了。《商业周刊》从韦尔斯法戈和所罗门的失败中（就是不提可口可乐）
断言巴菲特已失去了投资者的内质。三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职位也告吹了。虽然杂志也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但猛烈抨击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却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磨去了公司敢担风险的棱角，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风度了”。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传奇般的形象纯粹是骗局。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肃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无人能比。《华尔街日报》引用金融界竞争者麦克。普莱斯的话，认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
习惯于被报告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说：“我和他在一起，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自己被伤害了，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撒谎者的扑克》的作者麦克。刘易斯，他在《新共和国》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在《圣沃伦：华尔街上失败的天使》中攻击了巴菲特，全文谈的无非是投资和伦理的问题。这也证明一个一无所知的作家可以表现出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子和骗子的惨败。刘易斯根据有效市场原理，说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天使”
实际上满是错误。
巴菲特被这篇文章气得脸色发青。本。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布里迪。默菲》的作者曾偶然相识巴菲特，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的话是明显的亵渎。一向对文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麦克。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有趣的问题是，刘易斯为什么如此恨巴菲特？这可从他的《撒谎者的扑克》中找到了线索，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刘易斯卖出的债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想碰到”的。他的这种“光荣”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次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你可以一时吓得人们手足无措，但时间一长他会犯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进退两难：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做此选择的正是刘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鱼与熊
掌兼得的。他反复申明的“好利润并不与好行业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疾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当1992年2月中旬刘易斯的文章发表时，所罗门已跳起了欢快的凌波舞。股票恢复到了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会这样的顾客也回来了。管理层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数时间巴菲特都呆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仍在流血。莫汉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要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取消。光2月一个月就有100名雇员开小差跑了。而8月份还拿工资的人中，有1/3的股东和1/4的银行家也跑了。就连丹尼斯。波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变情况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坚持所罗门要按轨道行驶。他说，当迷雾散尽，所罗门在各方面都会更强大。没有哪位手下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己的路线。财务主管唐纳德。豪瓦特说：“他对我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不习惯于和对他不忠的人一起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血腥的谋杀。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正在失去主要的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打击就毫无希望。
Ⅳ—初恋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让所罗门耗着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下手吧，”他说，“我们不想在你还没想好之时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名和4亿美元的罚款。所罗门的刑事律师加利。耐夫台尔认为这个决定严峻得吓人，他在1990年为之辩护的基德尔。皮博迪的罚款只有2500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的交易明星马丁。西加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有不正当投标。 （更重的罪名——市场榨空——由于缺乏证据而取消了。）
孩子气的耐夫台尔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个宝宝被坏人杀了？”
一位美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