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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选择定下了四个标准：
一、“这个职业的本身一定是我感到兴趣的”；
二、要考虑到“个人的ａｂｉｌｉｔｙ（按：才能）的限度”；
三、“最好与个人的志愿相配合”；
四、要“能用世”，“对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有直接或较直接的影响”。
他希望自己是“ａ 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而不是“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在考据中度日的“白首太玄经”的老文人。他还说：“做一支蜡烛或一面反映烛光的镜子，是两条‘发扬光大’的途径。”而自己要做的当然是“蜡烛”而不是“镜子”。他所说的蜡烛是指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自己发光，自己就是一台工作母机，以无穷的精力和智慧，作出自己的判断，宣传自己的思想，来行动，来实践，来作出“有价值之‘谠论’”；而不能像“镜子”那样，做白首注经的考据工作。他说：“雕虫篆刻之事，我不为也。”
他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信心，为自己思想与人格的更加成熟而自豪，对自己要走的路更加坚定，这种坚毅与执着，在他的日记中有最深刻的表白：
在众人午睡时躺在床上想：我还这么年轻，我有过许多经验，又具有着俗人所不及的许多本钱，军中的磨炼——更使我在刻苦与意志上面有了极大的进步，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我明显地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他们都是昏睡的人群，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只有些原始的力量、专科知识的力量，而我呢，既非粗犷的男人，亦非坐井的学人，我是真正的一个万千人中的有大办法大抱负的人，以我的年龄才具与性格，我决心放弃了在我里面那些无为的、缩头的、重视爱情的“陈彦增的毒素”，我决心只给我自己一条路走，就是要好好把我锻炼成新时代的英雄人物，锤成一条“坚强得可怕”的铁汉。
沉沉一片力，
亦侠亦温文。
霸气与野心是我指给自己的一条新道路，——一条唯一的新道路，这是我在军中的一个大转变，——放弃了“陈彦增式的老路”，在外表上也做了一个汲汲求名勃勃好功的人物了（暴雨中写竞）。①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０日，他因工作问题乘车北上。在台北，他看望了时刻关心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姚先生对他期望甚殷，听说他手头拮据，便拿钱给他，他拒绝了。又劝他明年考研究所，并说三月至七月之间他每月资助李敖５００元，以助他考试，他十分感动，但对老师的慷慨解囊还是再一次谢绝。望着姚先生那充满期待的笑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感激、内疚、惭愧、奋发，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一月之后，他又收到了同学萧启庆的来信，萧告诉他，胡大博士有意“栽培”他，但希望他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从吾为李敖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也在想办法，想聘李敖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研究讲座助教”（每月１０００元）。这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一年的１２月２日，李敖就工作问题又回台中。这一次，他感觉到问题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好办了，即使代课的职业也不可能谋到。他妈妈说他臭名满古城，也袖手不管，并说：“退伍后十天半月，勉强可住，久则恐难相处。”这无疑是在堵他还家的退路。走投无路之中，他只有寄希望于“姚老头”了，但他又不知姚从吾能帮他到什么程度。他想到了父亲的老同学王墨林。于是，１２月２３日，他给王墨林写信，就求职之事请求帮助，他说写稿子、帮教授打杂都不是稳定可靠的办法，由于自己“修名之不立”，简直找不到能帮助自己的人，年轻的朋友们力不从心；长一辈的不骂他，就算是他的造化了，谁还肯对这个大逆不道立异标新的人拉一把呢？他希望王墨林能帮他找一个“轻松的、自由的、在台北的五百元的”差使就行了，这样他可以专心于个人的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时间多些，生活艰苦也没什么。李敖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７日，李敖看到《联合报》１月１２日登载的消息《发展科学委会教授助理聘定》，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５０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４２人”中，“专任助理”１１人，在专任条下，李敖排名第九。显然，这是他的导师姚从吾先生一番苦心的收获。看到这则报道，李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心想至少一月可以有１０００元的薪水了，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从容地放眼未来了。第二天，他在床上神作计划，又有了考出国留学、以渡海西去的打算。他想起５０天前在行军途中于旗山慈云寺玩抽签游戏时的一条偈语：
只恐前途命有变
劝君作急可宜先
且守长江无大事
命逢太白守身边
如今，姚从吾真成了偈诗中的那个“太白”金星了。
十、《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就文学角度而言，李敖称得上一位持之以恒的日记作家。在部队服役期间，他除了写作一些诗歌、小说、散文、论文和书信外，最大的成绩便是他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日记往往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私生活记录，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生前的日记就是如此。鲁迅曾说自己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胡适早年发表的《藏晖室札记》，也只是其友许怡荪从他的日记中摘抄出来的一部分而已。而像郁达夫发表的日记体作品，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加工提炼后的文学创作了。从这些发表出来的文字是很难看出日记作者的生活真相的。与许多日记作家不同的是，李敖的日记既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是可以拿来给别人看的。他的日记基本上是公开的。在连队里，李敖日记成了战士们精神上的食粮。几十年过去了，战友们依然记得那个在休息时间不停地挥笔写作的书生形象。他似乎永远不会感到疲劳，一有空隙便能文思泉涌，神速地执笔成文。即使是在夜晚熄灯后，同室的战友也时常能看见他打着手电筒看书或写日记。他说：“许多事本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可是它们消磨了你一天的青春，把它们简单记下来，留给回忆，也许就是它们的意义了。”②
李敖军中日记基本上是每月一册，每册都有标题，如“横槊集”、“插羽集”、“金戈集”、“杀气不脱集”、“双枪少尉集”、“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不与集”、“兹疑录”等等，从标题可以看出他在此一时期的生活内容和思想路向。就他的日记内容看，他的确是有闻必录、有感必记，训练状况、连队生活、人际纠纷、同学来信、读书心得、个人“隐私”、百姓生活，以及标语中的错字，厕所里的“文学”，小学生在墙上的胡写乱画，等等等等，无论美丑，无论善恶。他说：“我要把我内心的喜怒哀乐好恶皆不掩饰地表示出来，我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是道学家的门徒。”
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从不午睡。在闷热如蒸的正午，在战友的鼾声中，他悄悄地记下半日来的生活。他的日记是典型的随身日记，日记本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胸前，不论下雨或汗如雨下，由于有塑料袋的保护，日记本不受影响。上课时间，如果那课讲得枯燥乏味，他便拿起笔又写日记又写诗，决不浪费一分一秒。他在日记中自我勉励道：“我实在该这样走路——时时刻刻用功。用五分钟的功，半小时的功，一天的功。”
就这样，在一年半的艰苦生活中，他写下了完整无缺的预官日记，共计６６万字。真实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里个人、军营、家庭、社会之间，相互产生的激荡。有战友说看李敖日记，像是看“鬼打架”。盖矛盾曲折错综复杂之谓也。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变化特征，同时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现实生活形象再现的艺术功力。比如他对环境的描写：
四时起床，夜行抵山头再防御，时阴霾满天，乃卧于山顶，雨衣甚潮，侧卧及用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