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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么想，在外面混了个搞服装店的女人。五年前，她和男人离了婚，自己带着女儿过。两年前，她女儿考高中，差四分不够重点线，想上重点，差一分要交一万元，她就不当副主席，和人合伙开了个‘都得利’超市。傻子，烫着嘴了吧！十八年前的二十万，能顶现在一两百万用。人不信命运，可真不行。金月兰开的‘都得利’，用的都是下岗人员，价格低，服务好，生意很红火。想着她能好些了，谁知又把那些大商场惹上了。这一关不知她能不能过得去。”
史天雄马上生出了见金月兰的冲动，站起来说：“金月兰的‘都得利’开在哪里？”毛小妹道：“西平有两个‘都得利’，一个是总店，一个是分店。总店在人民中路七十八号，坐一路、十六路、六十一路公共汽车都能到。”
杨世光掏出十元钱，“老板娘，把饭钱和报纸钱收了。想不到她经了这么多波折。是该去看看她。钱不用找了。”毛小妹从鞋盒做的钱盒里用夹子夹了两张两元钱递给杨世光，“不行不行。你们已经照顾我的生意了。往常，这时候恐怕还没开张呢。”杨世光只好把钱收下。
史天雄穿好外套，又盯着小木牌看了一会儿，说道：“小妹，你的手工面做得很有特色。下岗一元面，这个点子也很好。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是靠一个好点子发展起来的。你也可以用这个点子，开个下岗一元店什么的，卖小面，卖馒头，卖蔬菜，收益肯定不错。下岗两个字阶段性太强，其实可以叫毛小妹一元店。”
毛小妹听得出了神。这时，一对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男青年留着披肩长发，穿着怪异，令人联想到街头艺术家这个词。少女穿着一身白，像个白狐一样，粗看，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天真无邪，细看，又像个熟透了的少妇，眼角眉梢尽是风情。三五个钥匙经一根红绸带一穿，随意荡在胸前，叫人怎也无法辨出她的真实年龄。史天雄神色突变，有些失态地看着这个渐渐走近的白衣少女。男青年大咧咧地喊一声：“老板娘，来两碗小面——”
杨世光也感觉到了少女身上流淌的难以言状的魅力，一看史天雄的样子，先醒了过来，拽着史天雄的衣袖，转身走了。毛小妹也觉得奇怪，本想感谢史天雄几句，一看那男青年眼里已露出敌意，把话咽了下去。
没等杨世光问询，史天雄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不可能，袁慧今年也四十好几了。实在是太像，这也不太可能。”杨世光打趣道：“天雄，想不到你还有宝二爷多情的一面，也会说这个妹妹我在哪里见过。稀奇，真是稀奇。”史天雄冷笑一声，“有什么稀奇的。谁都年轻过。这个女孩很像袁慧，实在太像了，白衣服，脖子上挂钥匙，都像，让人不可思议。”杨世光问：“是不是初恋的女孩？肯定是。否则，记不了这么清楚。”史天雄没肯定，也没否定。
中年男人的内心，已经像一片平静的湖泊，一块小石头，已很难引发波及整个湖面的涟漪。上了出租车，史天雄已经把这个小插曲浓缩成一个主题乐句放到了记忆的黑匣子里，此时，他的内心正在播放着十八年前珍藏的曲子了，在这段重现的时光里，女主角是将要见面的金月兰。
早上七点钟，金月兰一天忙碌的生活开始了。
下海两年多了，看上去一切都在朝好处变。“都得利”在西平的商业零售界做出了名声，在宴园小区有了一套自己的私房，女儿的学习成绩开始在重点中学名列前茅。可这一切，仅仅给金月兰带来一些安慰，并没给她带来多少幸福和欢愉。相反，她感觉到一个个困惑接踵而至，生活的味道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六大商场竟联起手向小小的“都得利”发难，这让金月兰始料不及。这些日子，金月兰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我金月兰已经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了？”如果自己下海经商，仅仅是为了挣钱，仅仅是为了解个人生活的燃眉之急，那么今天的金月兰和那个十八年前眉头没皱就捐了二十万遗产的金月兰到底还有什么关系？如果现在的金月兰和过去的金月兰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开商店只是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那“都得利”商业零售公司为什么就成了国营大商场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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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时代》第四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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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兰无法想清楚这些。她只是感觉到不能放弃以最低价在市场立足的经营方针，不能妥协。当初走这一步，目的并不是开一家可以用来养家口的鸡毛小店。不说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讲什么百万富婆、亿万富姐的野心，金月兰只认准了一条：让广大群众欢迎的“都得利”发展壮大并没有错。
翻完当天的《西平都市报》，金月兰的心愈发变得沉重了。春节前后，大商场肯定要挑起降价大战，用这种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方法，逼那些实力单薄的对手退出角斗场，或者把它们杀死。“都得利”怎么应战？应战或许还谈不上，“都得利”明年春天还能维持吗？靠李姐为首的、全部由退休下岗人员组成的娘子军迎战，行吗？当然不行。让金月兰感到悲凉的是：“都得利”招聘广告登了一个多星期，男性应聘者只来过三个人。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一个男性总经理，“都得利”的日子恐怕就更难了。
金月兰仰靠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再坐直了伸手去拿办公桌上的一叠报表，猛然间发现玻璃板里映出的凌乱头发里竟像是藏了一些白霜，不禁吃了一惊。慌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镜子，对着翻找好一会儿，没发现一根白发。刚出了一口长气，她无奈地发现眼角的两三条纤细的鱼尾纹像是变深变长了。她索性站起来，仔细审视了刚刚度过四十岁生日的自己。身材依然显得苗条而富有曲线，眼睛依然明亮而有深度，双颊还带着自然而均匀的潮红，双唇不涂口红而依旧鲜艳和饱满，一头青丝没用任何护发产品依然能发出湿润的光泽。她对自己说：还用不着为眼角这几条浅浅的鱼尾纹而惊慌失措。她对着小镜子微笑了。笑容刚刚绽放，又僵住了。女为悦己者容。金月兰又一次想起了该死的男人！
在金月兰四十岁的生命里，男人留给她的美好的记忆实在少得可怜。回想起来，只有区区四个男人在她的生活中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前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父亲，一个是她的祖父。一九四九年冬天，两路解放大军从东面和北面对西平形成了合围态势，无数个西平的有产家庭面临是走是留的两难选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在西平商界赫赫有名的资本家金西林和小儿子金钟鸣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金西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小儿子，早在两年前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父亲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小儿子跟他去台湾，他不会追究儿子在政治上年幼无知所犯的错误。小儿子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父亲留在西平，不转移任何资产，他保证全家在新的政权下能保留一定的合法地位。父子俩都没让步，谈话以父亲打儿子一记耳光和儿子一份与父亲和家庭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结束了。一个星期后，父亲带着一家主要成员登上了西平飞往昆明的飞机，从那里转飞台北；儿子当天就把父亲惟一带不走的资产——一个偌大的院子，变成了知识界促成西平和平解放的大本营。五年后，金钟鸣和一位西南军区的女战士结了婚。两年后，这个在延安孤儿院长大的女战士，生下金月兰四十天，死于产后风。以后的九年，金月兰和整天郁郁寡欢的父亲相依为命。“文革”开始后，郁闷成疾的父亲撒手尘寰，金月兰像她母亲一样进了孤儿院。八年后，初中毕业的金月兰到国棉六厂当了一名挡车工。在金月兰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和焦裕禄十分相似，留着一边倒的发型，没日没夜地披着衣服坐在一张破藤椅上为党工作着，剩下的时间，就是燃起一根纸烟，望着窗外西平那总也不会晴朗的天空沉思。父亲那个时候在想什么，金月兰不知道。金月兰只记得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党给的。你永远都要相信党，依靠党。”父亲的临终遗言，也是这样一句话。
二十一岁那年冬天，厂长带着民政局的干部找到了她。民政局的干部对她说：“金月兰同志，你的祖父金西林上个月七号在台中市病故了。老人去世前，留了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里，他特别注明为你留下税后二十万人民币的遗产。”金月兰当即表示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