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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救，而是，上帝既不能吹口气使中国消失，那么，它就必须有救。我们看到病人倒在街头，还要伸出援手，而不管他是不是有救，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要发出这种询问？不管中国是不是有救，我们都要救。而且，一种很明确的症候显示：中国一定有救，因为中国人已开始有胆量、有智慧，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面对自己的缺点。关于「四化」是不是会成功？我认为「四化」实际上只是「一化」。十九世纪末叶，清政府认为洋大人所以所向无敌，只因它船坚炮利而已，中国政治制度仍是天下最完美的制度，用不着更改。想不到一百年后，历史毫厘不差的重演一次。人民政府又在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是天下最完美的，用不着更改，只要有现代科技就可脱胎换骨。根据历史法则，一个身体衰弱的老拳师不可能练出铁拳头，四化因之也不可能成功。多少年来，人们加上「政治民主化」，问题是，政治怎么才可以民主化，这不是主观愿望，必须靠客观条件。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大陆留学生身上，认为他们留学西方，会带回西方民主风气，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盼望，把留学生的影响作过高的评估。有一件泄气的事要说明的，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民主生活，很少吸收。有一次，我参加美国东岸一个大学的开学式，看了一段影片，由大学外籍学生顾问部放映，介绍各国留学生生活给新到学生，其中有一段专门报导由台湾去的中国留学生，自成一个族群，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吃中国菜、用中国话交谈，甚至教台湾家人买中译教科书寄来上课，学校有什么party，中国留学生就像海豹一样的挤在一起；很少到美国同学家作客，更很少跟美国同学郊游；美国同学在一起，除了谈女孩就是谈体育，中国同学在一起，除了传播一些是非，就是谈国内政治，双方格格不入，越拉越远。该影片在结束时，响起顾问部职员的呼吁：所有外籍学生，应以中国留学生为戒！我感到汗颜，但我可以肯定，三年五载转瞬而过，中国留学生连啦啦队长是怎么选举的都不知道，他又怎么知道民主政治？又哪里来的民主气质？又怎么能影响别人？大陆留学生因年纪稍大的缘故，学习功课已够痛苦，学习生活简直根本不可能，缺少语言能力、缺少时间、缺少金钱、缺少兴趣。不要说普通留学生，就以金银堆积如山的宋美龄女士而言，她可是吃英语长大的，并以登上第一夫人宝座沾沾自喜，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代表中国前往美国，罗斯福总统告诉她美国正遇到困难──罢工！然后顺便问说：「如果罢工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国政府会怎么办？」宋美龄女士举起她那涂满了蔻丹的尖尖手指，用一个不容置疑的姿势，往咽喉上一抹。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上叹息说：「宋美龄虽然身受美国教育，但她并不了解民主！」
中国大陆要想得救，不能奢望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像宋美龄女士之流，只学会了英语而已（有的连英语也不会）。所以，救中国需要另一条道路：除了政治民主化外，还要财产私有化！使「四化」变成「六化」！当我脱口而出「财产私有化」时，教室里霎时鸦雀无声，我发现大家震惊的眼神看着我，感到空气似乎就在四周凝聚。
两千公里外信息
统战部说：柏杨来拿稿费，十分欢迎；设立文学奖，我们有困难！
北京大学座谈会六时左右结束，副校长罗豪才先生接我和香华到北京市区共进晚餐，罗豪才先生来自新加坡，他已很久没有回国。不过，就好像美国学者到英国当大学校长一样，他到中国任教，基本上没有文化的隔阂，水乳交融。他是法学专家，大陆需要法律，远超过需要核子武器。没有核子武器，国家还是国家，没有法律，国家不过一个未曾开化的野蛮部落而已。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也有暗淡的境遇，我想，对一个法律学者而言，伤痛似比普通人更深。
关于文学奖，虽然在上海踢到铁板，心里已了解我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仍不愿轻易放弃，一踏进北京饭店，我立刻向朋友们表达我的盼望，反应一律是「那太好了！」但没有下文。而就在罗豪才先生设宴招待的那天晚上，回到旅馆不久，忽然接到一个远自航空距离两千公里外的深圳，打来的长途电话，听筒上响起李玲瑶女士──一位美籍华裔企业家银铃样的声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纽约曾接受她的款待，她在纽约从事房地产，而现在，她告诉我，她在深圳设厂。
「你的文学奖怎样了？」她问。
我告诉她碰了钉子。
「愿不愿听一个消息？」她说，我当然愿意，「去年（一九八七）三月间，我在报上看到你要设文学奖的新闻，正巧身在北京，有一次统战部请客，席间谈起你，我问阎明复部长说：『听说柏杨打算在北京设文学奖，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阎部长说：『我们需要研究！』我说：『由哪个单位研究？』阎部长介绍一位处长，饭后我问处长说：『你们要研究多久？』处长说：『总要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然后，我回美国。
「今年（一九八八）年初，我再来北京，统战部又一次请客，我想起了这件事，再问阎部长说：『柏杨设文学奖，你们研究了一年，应该有结论了，结论是什么？』阎部长说：『柏杨先生来领稿费，十分欢迎；至于设文学奖，我们有困难！』」
我问她有没有询问什么原因，她说她的印象是，似乎因为我是一个反共作家。我向她解释我不但不反共，反而是一个「共谍」，我握有不容置疑的证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起诉书和判决书。李玲瑶笑起来。我又声明：事实上，我不反对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我只是反专制、反封建而已。她安慰我不要激动。
「玲瑶，」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你从没有问我！」
「玲瑶，」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北京饭店和房间号数！」
「你是名人呀！」
放下听筒，怅然若失，香华在旁提醒我说：如果能因此一下子结束文学奖的恶梦，李玲瑶真是一个天使。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第二天，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拜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拜访方励之先生，跟拜访王若望先生一样，目的只是向他说一声我对他的敬意。他是一位科学家，而且研究崭新的天体物理学，如果他对他所看到的民族危机和社会黑暗，不发一言，他的官爵势将节节上升，偏偏，他无法克制他的良知，说出一些真话，遂使他陷入窘境。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只要讲真话，就是犯了罪。
监于拜访王若望的遭遇，我向朋友们表示很盼望拜访方励之时，总是先行声明：「如果不方便，你不必陪我们去，只告诉他的住址就行：如果地址不能告诉，告诉他的电话就行；如果连电话也不能告诉，你就说你不知道，但不要说他回山东去了。」我绝不提出使朋友受窘的要求。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地址和电话，但都允许回去查到后再告诉我。一直到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北京大学座谈会的前一天，和严秀、牧惠见面时，在场还有其他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暂时称他为赵先生，悄悄答应代我向方励之致意，当时就拨电话给方励之约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