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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磕响头吧。」
柏杨先生是个老毛驴，泼皮胆大，但就是怕人向我借书，那还不如照腰窝捅我一刀。今年八月，我正在看汉宝德先生译的《文明的跃升》，刚看了一半，吾友李大人光临（我瞧他红光满面兼红光满脸，发财在望，所以尊之为大人，盖烧冷灶之意，将来他真的发了财，我还要称之为老爷哩），他阁下从我老人家手中把书夺了过去，看了几页，爱不忍释，声言要借，我还没有开腔，他已塞到怀里，扬长而去。而且一去四月，音讯全无。任凭我使出十八般武艺，包括恐吓、哀求，他瞪的眼比我还大。最后忍无可忍，终于在他卧室里人赃俱获，先把该书夺回，宣称内急，而他家的厕所是在大门口的，于是我就驾尿遁而逃。在大门还听他诧曰：「真出了鬼，我刚才放在茶几上的朗生打火机怎么不见啦。」呜呼，打火机不见啦不过略施小技，以示薄惩，以后如果胆敢再借书不还，恐怕床头那个钻戒也会不见啦。
柏杨先生于是建议，应该组织一个「借书必还大联盟」，盆中歃血，对天立誓，誓曰：「借书不还，天打雷劈。」凡是盟员，第一，要有不借书的修养。第二，当非借不可，而书生拒绝时，绝不存大丈夫报仇，三年不晚之心。第三，如果不还，书主来索时又端嘴脸，胡扯淡，则任凭开揍，即令揍掉了耳朵，既不报官，也不哼哼。或者书主有柏老这两下子，俘一点啥，万一失风捉住，也不龇牙。
知识份子最大的伤心之事，莫过于书被人借去如石沉大海，等到自己需要时，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化酒柜为书橱，应先自成立「借书必还大联盟」始，奉告借书不还的恶客。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朋友，不算好汉。
我们需要沉思
宇宙是啥时候才有的，言人人殊。最权威的说法出自阿尔玛的大主教犹施尔先生，他在一六五○年，斩钉断铁的宣言，宇宙创始于纪元前四千四百零四年，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甚至还敢肯定创造在该年的某月某日时。看起来洋大人真是小家子气，中国神话学家的尊口就大得多啦，认为宇宙创始于纪元前二百七十六万零四百八十年。──是年也，盘古先生劈下他最后的一斧，于是轻轻上升者为天，沉沉下降者为地，一个糊里糊涂的世界，就糊里糊涂的出现。
东西两方，除了时间上的不同，还有坚持程度的不同。中国神话学家信口开河，你怎么拆穿他的西洋镜他也不在乎。而犹施尔先生可不行，他绝不允许反对，以致搞得学术界焦头烂额。数学家布罗诺斯基先生忍不住，戳着犹施尔先生的屁股叹曰：「他唯一的武器是教条和无知。」
呜呼，用教条和无知作为武器，盘马弯弓，杀声连天的朋友，举目皆是，又岂只犹老夫子一人乎哉。于是布罗诺斯基先生写了一部书，希望被教条酱住的头脑解一点冻，也希望凿一凿被无知塞满了的心灵，看看能不能凿出一点窍。这部书就是被汉宝德先生译出，被吾友李大人俘走，又被柏老收复失地的《文明的跃升》。
这本巨着在美国是畅销书，但在中国未必就是畅销书。这跟在美国是畅销唱片，在中国一定畅销唱片，情形恰恰相反。一个高水准国家的国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强烈，当台湾光复初期，连所谓知识程度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车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书的那个伟大时代，早已昨日黄花。现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国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不得不苦苦的去磨敲门砖，一旦学堂毕了业，就烧香拜祖，誓死跟书不相往来。一个当经理的，或一个当科长的，看看风花雪月的小说，间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进德修业的书，准被疑心神经有点毛病。这就注定了我们知识的永远恐慌，恐慌到如汉宝德先生所感叹的：「中国教育整个在一种肤浅的专门教育的观念笼罩之下，在职业主义的支配之下，青年朋友要长成为有眼光、有识见，以天地为心，对人类前途有见解的胸襟广阔份子，相当困难。如果没有广大的人文精神的准备，知识与人都是一些工具，都会为野心家所利用，或为自身欲望所驱策，混混噩噩的在社会里钻营而不知所为。」
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画像，严重性固然在于知识的低落，更在于知识的隔阂，干每一个行业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个行业掌握了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都把头埋在权势或钱眼里，认为天下就这么大啦。
《文明的跃升》是一部静静品味的巨着，作者布罗诺斯基（虽然他名字有「斯基」，却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跟柏老也没有交情，特此声明，以免误会），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的意思是在说明：「如果没有人文，不可能有哲学，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学。对自然的了解是以对人性的了解为目标，和以了解在自然中的人类情态为目标。」
所以，政治有黄金时代，科学没有黄金时代。科学精神是永远不向屁股后看，而永远向前看的焉。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人，准是现在不如从前。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国家民族，准是对现状自顾形惭。好汉不谈当年之勇，科学精神就是不在乎过去，他们不把死翘翘的大家伙或小家伙，酱在他们的尊脑里，动也不敢动。欧几里德先生的几何学，被奉行了两千年（柏杨先生年轻时念洋学堂，就是念的他那玩意，现代学生老爷已很少知道他是谁了啦）。牛顿先生的三定律，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一律，似乎已垮了台。
科学家的奋斗是人文精神的，《文明的跃升》介绍死里逃生的医生莱斯格罗先生所自述的，在一六二○年跟教条和无知奋战历程中的奇遇曰：
「我被带到刑架，绑在上面。我的双腿穿过三板架的两边之间，脚踝系着绳索。将把手向前推，我的双膝的主力顶着两板，把大腿上的腱肉，顶得爆裂似的粉碎，膝盖被压破。我的双目直瞪，口吐白沫而呻吟着，牙齿战抖如鼓手锤子。我的嘴唇战栗，没命的喊叫，鲜血自手臂与断裂的腿、膝上溅出。自这痛苦的尖端放下来，我被绑着两手，丢在地板上，我不停的大声喊叫着：『我招供，我招供！』」
这是文化人寻求真理所付出的典型代价。伽利略先生的遭遇比较舒服得多，他仅只在法庭上，匍匐在地，自动招认兼坦承不讳的：「跪拜在最高贵、最可敬的红衣主教们尊前，及统理基督国度反异端妖言的裁判长尊前。」才免除了皮肉之苦。然而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引用法国剧作家布马歇先生《菲加洛婚礼》中菲加洛的话，对加诸莱斯格罗先生、伽利略先生身上的「教条和无知」，下一个定律曰：「印刷品的胡说八道，只有在不准自由传播的国家才有危险。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与认可同样的毫无价值。」布马歇先生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物，根据这项定律，他那尖锐的鼻子就嗅到了政治里煮的是啥菜。「路易十六是被《菲加洛婚礼》拖下王位斩首的乎？当然不是。讽刺并不是社会的炸弹，但却是社会的指标：说明有新人来敲门啦。」
旧的文明形态被新的文明形态代替，可不容易。于是，有想像力的天才，就成为宝，作者对在推进人类文明进展过程，对促使人类向前跃升的建设性的天才，如牛顿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下一个界说曰：「他们伟大的天才所在，乃在于他们问一些近乎明显而天真的问题，却找出些对传统具有破坏性的答案。」（可惜作者孤陋寡闻，不认识跟莱斯格罗先生同一命运的柏杨先生，否则准把我也算上一个，这是该书唯一不能原谅的缺点）。很显然的，相对论一发明，就立刻对旧有的物理学原子论给予一个很大打击，使很多物理学家因恐惧没得饭吃而暴跳如雷。当希特勒先生努力排犹，要向爱因斯坦先生下毒手时，爱因斯坦先生一溜烟逃到美国。否则的话，第一颗原子弹就要属于德国，世界形势，将大大改观。这正是文明跃升中的人文因素。
一种新的文明，必然的要破坏旧的文明，作者举出欧洲接受阿拉伯数字的例证曰：「欧洲当时（八世纪）对数目的记法，仍是愚笨的罗马式，比如一八二五写做MDCCCXXV，Ｍ是一千，Ｄ是五百，Ｃ是一百，三个Ｃ是三百，ＸＸ是二十，Ｖ是五。伊斯兰人把这套东西换上现代十进位法，只要简单的写下1825就可以啦，因为它是用每一单数的位置来决定它是千、是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