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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景润最困难的岁月，也是陈景润创造辉煌的关键时期。四年，在煤油灯下，陈景润经受过多少次的失败，没有人能知道。为了不给人留下口舌，他一直守口如瓶。人们只是在他获得成功之后，发现了他床底下足有三麻袋之多的草稿纸。
对于陈景润的硬拼硬打的精神，早在1963年，他的好朋友林群院士就为之惊叹了。有一次，陈景润问：
“一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在一篇别人的论文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用什么办法来算它呢？”
这个题目要硬算，须乘360万项，至少要10年。而仅仅过了一个月，陈景润就告诉林院士：
“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会有时间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
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计算量的勇气，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过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当时陈景润也没有此种设备），陈景润仅靠一双手，一支笔，胼手胝足，终成大业，何其容易？
如今，这盏如文物一样保留在陈景润家中的煤油灯，或许，是个最好的见证吧。
他在喜玛拉雅山巅行走
雪峰，冰川，晶莹剔透的神话世界。
1972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陈景润终于登上喜马拉雅山山巅了。他用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华，改进了古老的筛法，科学、完整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66年，他曾证明过，其时，洋洋洒洒的200多页论文，繁琐且不乏冗杂之处，《科学通报》发表的，仅是一个摘要式的报告，而现在，一篇流光溢彩珠圆玉润的惊天动地之作，就揣在陈景润的怀里。
他无限喜悦，恰似兀立这世界罕见的绝顶，览尽绮丽风光。远天如画。骄傲的白云，极为温顺而优雅地簇拥山前。黄河，长江，还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呢？它们化为了奇峰绝壁中遗落的传奇？还是以不屈的英姿，托起了这几乎是亘古不凋的丰碑？
同时，他也感到莫名的忧虑。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中国政坛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不愧是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以力挽狂澜之势，“解放”了175位将军，并于1973年4月，开始启用邓小平，虽然，极“左”思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四人帮”仍是甚嚣尘上，但滚滚寒流中，已经可以预感到不可遏制的春天的气息。“老九不能走”，毛泽东一句诙谐的话语，使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强烈地领略到阳光的和煦和明媚。陈景润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从周围人们的神色和对他的态度中，已隐隐感觉到，局势已经相对宽松一些了。毕竟是受过严重冲击，并且声言再也不搞业务的人，心中的余悸并未完全消失。他私下里对要好的朋友透露：“我做了一件东西，不敢拿出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景润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当时，派驻中国科学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一个将军，久经战阵的他也得知了消息，沉着地告诉部下，尽量动员陈景润拿出来，八年过去了，“文革”大乱，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科学领域已鲜见奇葩异草，正直的人们，同样渴望那能引来百花盛开的一枝独秀。
陈景润是谨慎的。他把这一“稀世珍宝”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先生。闵先生在北大曾开过“数论专门化”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奋发有为的一代中年人，更重要的，闵先生一贯为人厚道、正派，是个德高望重的数学界前辈。
命运同样钟情陈景润，当时，闵嗣鹤先生的确是审定这一论文的最理想人选。不过，当时闵先生已经得了病，他心脏不好，体力衰弱，他把陈景润的论文放在枕头下，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会。老学者是极端认真的，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复核和演算。犹如登山探险，沿着陈景润的脚印和插上的路标，他抱着病躯，喘着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风雨兼程，实在坚持不住了，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歇一会，咬着牙，又往前走。可敬可佩的闵先生，用生命之火的最后一缕光焰，点亮了陈景润的前程和中国科学的明天。
经历三个月，闵先生已是精疲力竭，他含着满意的笑容，向陈景润说道：
“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
陈景润的眼圈红了，嘴里不住地说：“闵老师辛苦，谢谢闵老师。”
数学所的王元，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王元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无端被诬为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和陈景润同辈，在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同样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证明过（3＋4）、（2＋3）、（1＋4），为了慎重起见，他请陈景润给他讲了三天，并进行了细致的演算，证明了陈景润的结论和过程都是正确的，在“审查意见”上写下了“未发现证明有错误”的结论，支持尽快发表陈景润的论文。
事实被不幸言中，闵嗣鹤教授在审核完陈景润的论文不久，因病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他痛楚地对同事说：“闵先生是好人，今后，谁来审我的论文呢？”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该文和陈景润1966年6月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论文题目是一样的，但内容焕然一新，文章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处闪烁着令人惊叹的异彩。
世界数学界轰动了。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中国数学界，尚未从浓重的压抑中完全解放出来，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真正意义：它是无价之宝！是一颗从中国大地升起的华光四射的新星。
密切关注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国科学家，看到这篇论文以后，真正信服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得到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如获至宝，他立即将陈景润的（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合著的专著中。他们为了等待陈景润对（1＋2）的完整证明，把已经排印好的该书的出版日期推延了数年之久。在该书的第十一章 即最后一章 ，以“陈氏定理”为标题。文章一开始，就深情地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 已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动所有深知其艰辛的人们。华罗庚在“文革”中久经“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处于逆境之中。他得知陈景润的情况，这位提携了陈景润，并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学生的数学大师，一生严谨，轻易不评价他的学生，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美国著名的数学家阿·威尔（AWeil）在读了陈景润的一系列论文，尤其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以后，充满激情地评价：
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震惊海外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许多普通老百姓是不清楚的。陈景润的知名度，主要源于徐迟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在《中国科学》上刊登了他的那篇著名论文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接踵而至的荣誉和鲜花，而是培养了他的老师和给予他帮助和支持的同事、朋友。他恭恭敬敬地把论文寄给远在厦门大学母校的老师们，并在篇首题上表示感激的话语和名字。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患难和逆境，陈景润把由此而来的名利、荣誉、待遇看得很淡。他仍是穿着已经褪色的蓝大褂，看到同事，仍是闪在一旁，率先问好，或表示谢意。一场大战过后，捷报飞扬，并波及海外，在陈景润的目光中，一切仿佛都是那么平常，那么顺其自然。他依然节俭得让人感到过分。唯一奢侈的是，不忘记在竹壳热水瓶中放下几把药店中买来的最便宜的参须。
1973年是不寻常的。表面上的特殊平静，往往预示出人意外的高潮。黄钟大吕，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并不至于会那么平淡无奇地消融在飘逝的岁月里。尽管，“文革”大劫此时并未结束，中国正处于一种政治上的非常时期，但光明和真理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