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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卡夫卡传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