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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弗兰茨对自然疗法和与之俱来的改革努力的立场是由强烈的兴趣伴随着的，通过对这一运动中混杂着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观点已与此运动有了可喜的不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开地展示着的自然治疗力量这一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与他自己许多直觉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实践。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开着窗睡觉。到他的房间里去拜访他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新鲜、清冷的空气。他总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吃肉，从不喝酒。得病时，他选择去乡村原始的环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劳），对疗养院不屑一顾，到毫无办法时才去疗养院。
1910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在我这一年5月里目的日记中找到这么一段记录：“萨沃伊咖啡馆。列姆贝格协会。对J．P．很重要。”（J．P．是我当时计划写的一部长篇小说）5月4日：“晚上与卡夫卡在萨沃伊。棒极了。”弗兰茨关于用伊地语（俚语）演出和演唱话剧的东方犹太人剧团的笔记无疑是从下一年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些笔记填满了四开笔记本的许多页。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样给这些演员（即使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爱和如此紧迫的理解努力画像。他描写的既有关于他们的艺术的也有关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给予这一殊荣的有克鲁格夫妇、契西克夫妇、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轻的伊萨克·略维。
在这方面，我是激发者。我们的友谊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向卡夫卡学习，这是已经提到过的，在其他事情上卡夫卡又追随我的足迹。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从我这儿接受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到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尽管我是萨沃伊咖啡馆里演出的常客，并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犹太民族的知识；但弗兰茨在我带他到那里去了一次后，简直便融合在这个环境中了。这里体现了他干一切事情的那种高度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果的换而不舍精神。一种奇怪而羞怯的爱与敬慕将他与一位女演员联系在一起，而她几乎毫无察觉。他将演员略维视为朋友，经常带他到他的住处去（这使不喜欢弗兰茨一切朋友的父亲非常恼火），让这个感情强烈的朋友叙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和历程，从而得以深刻地窥视这群波兰——俄罗斯犹太人的风俗和精神危机。他的日记中凝聚着从略维那儿得来的财富；这段经历也引导卡夫卡去研读犹太史（格列茨编）和伊地语文学史（皮内斯编写的书的法文版本），——四开笔记本中大段大段地摘录着后者的内容，接着是关于小民族文学的结构和特点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同时还可在这些地方侧面看到卡夫卡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捷克文学发展的浮光掠影。在皮内斯一书的摘录后面跟着同样详细的比德曼《歌德谈话录》一书的摘录，足见他兴趣之广泛。顺便提一下，在卡夫卡以后的日记中还有《伯爵夫人图尔海姆回忆录》（读它“成了我最近几天的乐趣”入《马赛兰·德·马伯将军回忆录》和保尔·霍尔茨豪申的《德国人在一八一二年的俄国》）的摘录。卡夫卡尤其爱读传记和自传体的著作。格里尔帕第和黑贝尔的日记、冯塔纳的书馆也在他爱读的作品之列，他对这些作品远比对这些作者的文学作品熟悉。属于他喜爱的书籍还有报告文学，如富兰克林的自传、萨赛的《一八七0——七一年巴黎被围》、弗朗索瓦、柯佩的《一个巴黎人的回忆》，后者尤推“玛蒂尔德公主”、“古斯塔夫·福楼拜杰出的言谈”二章。卡夫卡朗读书中引录的他所喜爱的福楼拜的话真是庄严恢宏。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至今日，我还很愿意重温他划出来的地方，这往往是那些表明作者的虚荣心和奇特性的地方，颇能说明卡夫卡的用心，比如下面这段关于拉玛丹的轶事：“我看不透这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不认识人登门拜访后说道——他在我面前不那么激动。”
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下面这张明信片或许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样的心情：“亲爱的马克斯，竟然叫我们给撞上了！苏拉米特和戈得法登即将上演了！我欢乐地浪费一张明信片，把现在你已经读到的这件事告诉你。我仅希望，他也已经给我写了信了。”弗兰茨根据伊萨克·略维的陈述以略维的口气着手写一种类似自传的东西，借以环顾伊地语戏剧，这篇东西的开头部分保留了下来。这篇小作品很好地勾勒出他们间的谈话面貌，我那时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话；勾勒出一个当时吸引了卡夫卡注意力的利益圈子的面貌，这个圈子从与复国主义的抽象理论有别的角度，从更其活跃、更其色彩纷繁的角度向他和我展示了犹太民族的事业。那时候正值复国主义者和复国主义世界现初次来到我的身边，我把这些影响介绍给了我这位朋友，这种影响的发源地是布拉格巴尔——柯霍巴协会，尤其是那位杰出的胡果·贝格曼。卡夫卡一开始拒不接受，—一我当初对这方面向我宣教的一切（往往以过于华丽完美的形式宣教）概不赞同，而且当初正是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经院方式表示抗议，才走入了齐根广场那上演着受到普遍蔑视的“蹩脚小剧”的不怎么吸引人的萨沃伊小咖啡馆的。我积极地捍卫这种思想，尽管这些演员的表演往往类同于为滑稽而滑稽的文艺，接近伪艺术品。但他们的演出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犹太民族的了解要多于西方犹太人的哲学理论，那些西方犹太人虽然也努力探索民族性，可是在核心上已经异化了。
后来随着认识的吃力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东方和西方，齐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卡夫卡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态度持续得比我更久。在我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时，我（当我们在莫尔道河上泛舟时）力图说服卡夫卡承认这种政策的必要性，结果不仅白费口舌，甚至导致了一些争吵，在我们中间造成了唯—一次短暂的疏远。——在我的日记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关于在布伯、韦尔弗、卡夫卡、皮克、鲍姆和我之间的谈话记载，内容自然是这个题目。1913年8月23日日记：“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看贝多芬的书信。”12月的日记中谈到了疏远。可是12月24日已经又是：“卡夫卡。关于社会问题。城市公园。”——从那时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复国主义基本立场靠拢。在1918、1919年激动人心的那些日子里（犹太国民委员会、犹太学校成立），他以建议、同情、鼓励、出于爱心的赞同站在我一边，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过深钻希伯莱语，在这个领域中也远远地超过了我。
然而我毕竟是先走了一步。让我们就那可怜的伊地语剧团再稍谈几句。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后期似乎毫无关联的发展阶段的动力。卡夫卡为那些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他让他们的演出变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只要他还健康，还没有被职业、结婚计划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潜藏着何等充沛的被抑制着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犹太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略维朗诵会，朗诵会筹备工作和技术上布置的整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唉声叹气。但做来却潇洒优雅，不无自豪。弗兰茨为朗诵会所作的开场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记录中。它是这样开始的：
在东方犹太诗人的诗句开始之前，尊敬的女士们，先
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懂得的行话要比你们估计的多
得多。我对今天的晚会对你们中每一个人是否产生影响并
不担心，然而我希望这种影响能马上自由扩展，只要它是
份所应得的。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听不懂行话，这
种情况不会发生。那种担心的心情几乎可以从你们的脸上
看出来……
至于《判决》中那个俄国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略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