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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我这封信似乎使圣朗拜尔醒悟过来了，对他所做的事感到后悔；但是，他太骄傲了，所以不便公开承认，于是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所给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乙札，第一0号）：
二十六日，星期四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忱。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会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真叫我心跳得厉害。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我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我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都一定要这样，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面的，我就觉得，归根结蒂，接受一次可以说被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怎样难堪的。因此我答应了。星期日，天气很坏。埃友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亲热的接待。看来，全堂宾客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所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伯爵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是我以不见为妙的。她上年到奥博纳来过好几次；她的嫂子在我们俩独自散步的时候常让她一个人等得不耐烦，她心里早就对我不满，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见，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象我这样一个在最随便的谈话中都还感到尴尬的人，在这种谈话里自然是不会很神气的。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受到那么意外的奚落。最后总算散席了，我赶快离开了那个泼妇，我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谈的诚然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毫不拘礼，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样。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动，如果圣朗拜尔能看见我的心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晕了过去，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连想也不想她了。我满心只想着圣朗拜尔。
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